成功案例 | C某涉嫌诈骗罪一案成功变更罪名宣告缓刑（获利近200万）

案情简介

2020年8月，四川成都何某编写了一款专门用于制作虚拟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转账截图的P图软件，该软件名为“XXX看图王”（后经了解，该软件用途广泛，功能齐全，效果逼真，直接被境外诈骗分子用于实施诈骗）。2024年1月至12月C某明知“XXX看图王”软件用途仍担任该软件代理，其个人对外出售获利189万余元。案发后，C某因涉嫌诈骗罪于2023年2月14日被东营市公安局刑事拘留，次日被取保。

办案经过

C某虽被取保候审，但其了解到侦查机关的侦办方向倾向于认定其构成诈骗。其自知若被认定为诈骗，根据获利金额，其将面临极高的刑期，故而C某马上开始联系专业律师介入本案。

经多方引荐，C某联系到郭晨阳律师，经面谈后其决定委托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郭晨阳、赵荻律师作为其辩护人介入本案。

交流中，律师从C某处详细了解了案情，对于C某行为从法律层面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发现C某确实有被认定为诈骗的可能性（注：后续在与公安、检察院承办人员对接时，对方均表示过定性诈骗的倾向），一方面，C某作为代理直接与使用方联系，而查实的使用方中大部分均为缅北诈骗集团；另一方面，虽C某的获利并非直接诈骗所得，但是其从诈骗分子手中赚取差价，该获利最终也能溯及至诈骗资金。

但是，鉴于C某居间隔赚取差价的行为，以及其并无诈骗的故意等情况，因而辩护人初步评判后，认为C某罪名存在很大的变更空间。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辩护人经过详细阅卷，撰写了《审查起诉阶段法律意见书》认为C某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希望检察院能对其出具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简要意见如下：
其一，主从犯认定。从本案的行为模式结合在案证据看，案涉软件系同案犯何某编辑制作，并非被告人C某制作完成，其并没有相关软件的编辑制作能力，没有对软件进行加工，仅仅是该软件的销售代理，赚取的是软件的销售差价。本案中虽然主犯目前在逃，但其在公安侦查阶段已做了多份笔录，案件事实已经较为清晰，足以证明本案的行为系共同犯罪，被告人C某在共同犯罪中起到次要和辅助作用，系本案的从犯。根据《刑法》及相关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对从犯可以对比主犯从轻、减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C某作为本案的从犯，对比主犯的刑期，其法定刑应当是有期徒刑两年以下，符合缓刑的基本条件。

其二，非法所得及退赃情况。起诉意见书及起诉书均指控被告人C某通过售卖卡密赚取差价的方式盈利，公安机关及公诉机关统计其获利为189万元。对该款项，C某在被抓获后已主动上缴违法所得至公安机关指定账户。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主动退赃的，对被告人可以从轻处罚。

其三，C某系坦白；初犯、偶犯；自愿认罪认罚等从轻情节。

因本案何某一直在逃，且鉴于C某等人处于取保候审状态，因此案件进度一直拖延，虽认罪认罚协商已达成一致，但C某一直未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最终，案件移送法院，法院排期开庭，庭前C某在律师见证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法院最终采纳了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对C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

回顾本案，C某虽获利近两百万元，但是其本质上仅是为上游的诈骗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定性上能够与上游犯罪分离，最终得以认定其为帮信罪。

但是，定性的变更并不代表着缓刑适用，何况本案C某获利如此之多，在后续的案件办理中，辩护人与检察官频繁沟通、交流，并寻找相关判例以供其参考，长期努力之下，检察院综合考虑C某全额退赃及其认罪态度，才决定对其具结缓刑。

最后，无论是本案的办理经过还是案件的最终结果，笔者都从中感受到自身作为刑辩律师的价值得以充分体现，且C某也有了改过自新，弥补损害的机会，律师对这一切倍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