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律师事务所张万军教授：律师如何为强制猥亵罪被告人做无罪辩护

作者：张万军，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教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强制猥亵罪的司法认定需兼顾行为手段的强制性、法益侵害的严重性及证据体系的完整性。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作为刑事证据法的核心原则，不仅是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更是维系控辩平衡的关键机制。张万军教授结合二十余年刑事辩护经验。本文结合实务案例及法理观点，梳理强制猥亵罪的无罪辩护路径，并融入最新研究成果及典型判例，为司法实务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参考。

一、质疑证据的"唯一性"与"排他性"

案例指引1：郭锐强制猥亵、侮辱妇女案（（2017）晋01刑终166号）

案例指引2：吕某强制猥亵案（（2017）冀02刑终606号）

法理支撑：根据刑法理论，强制猥亵罪的入罪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时间线矛盾直接导致指控事实无法形成闭合证据链，应严格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明确规定，定罪量刑的证据需“确实、充分”，且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若证据链条存在断裂或矛盾，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认定。

辩护要点：

1.时间线矛盾

若指控的作案时间与被告人的行动轨迹存在冲突，可推翻其作案可能性。例如，郭锐案中，证人证言显示嫌疑人出现时间早于被告人出门时间，证明其不具备唯一作案条件。

2.证人证言矛盾

关注被害人、证人描述与客观证据的差异。如被害人未看清嫌疑人容貌，仅凭衣着、体型等间接特征指控，需结合其他证据证明其可靠性。郭锐案中，证人证言对嫌疑人衣着、体态的描述存在矛盾，且关键辨认程序效力不足，成为无罪判决的重要依据。

补充案例：吕某案中，被害人陈述系唯一直接证据，但证人证言，如被害人婆婆存在矛盾且未目击猥亵行为，结合被害人与被告人多年情人关系，法院认定其指控可信度存疑，最终宣告无罪。该案凸显“孤证不能定案”原则在熟人关系案件中的核心作用。

3.物证瑕疵

对DNA、指纹等物证的技术鉴定提出质疑。例如，郭锐案中指纹鉴定未采用最新标准，且无法排除转移沾染可能，律师可通过申请鉴定人出庭或重新鉴定削弱证据效力。

辩护实务提示：若物证存在污染风险或鉴定程序不合规，应援引《刑事诉讼法》第146条，要求排除非法证据或启动重新鉴定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7条，鉴定意见的证明力需结合“科学依据”“检材来源”综合判断，程序瑕疵可直接否定证据效力。

二、区分"强制行为"与"非罪行为"的界限

案例指引：陈小生强制猥亵案（（2019）鄂0111刑初851号）

法理支撑：刑法理论认为，“强制手段”需实质性压制被害人反抗能力。若行为未造成被害人身体或心理的实质压制（如短暂触碰），应优先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避免刑法滥用。例如，行为人利用被害人醉酒状态实施猥亵，需证明其“主动利用该状态”压制被害人反抗能力，否则不构成犯罪意义上的“强制手段”。

辩护要点：

1.强制手段的认定

强制猥亵罪要求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使被害人“不能、不敢、不知反抗”的手段。若行为未达到强制程度，则不构成本罪。例如，陈小生案中，法院认为搂抱、短暂触摸敏感部位未达到刑法要求的“强制”标准。

2.被害人意识状态的审查

若被害人处于醉酒、麻醉等状态，需结合医学鉴定判断其是否具备反抗能力。例如，蓝某平案（（2019）桂02刑终348号）中，被害人术后苏醒阶段可能因麻醉药物产生幻觉，律师可通过专家证人论证其陈述的客观性存疑。

辩护策略：刑法学界强调，即便被害人无意识，也需证明行为人“主动利用该状态”实施猥亵，否则不构成强制手段。对此可参照强奸罪司法解释中关于“其他手段”的认定标准，如利用被害人熟睡、昏迷等状态实施侵害的行为性质。

三、利用"熟人关系"与"行为情境"的特殊性

案例指引1：盛某强制猥亵案（《中国检察官》2020年案例）

案例指引2：吕某强制猥亵案（（2017）冀02刑终606号）

辩护要点：

1.双方关系的暧昧性

若被告人与被害人存在恋爱、同事等特殊关系，需结合案发前互动行为（如牵手、拥抱）证明行为可能系双方自愿或误会。例如，盛某案中，法院认为第一阶段行为属“暧昧互动”，第二阶段因被害人突然哭泣才转化为强制行为。

补充案例：吕某案中，双方长期保持情人关系，法院结合案发后被害人未及时报案、未就医等反常表现，认定其指控缺乏紧迫性和必要性，进一步印证熟人关系案件中被害人陈述需严格补强。

2.行为延续性的分析

若指控行为与先前自愿行为存在连续性，可主张被告人无主观恶意。例如，盛某案中，强制行为延续了暧昧阶段的动作，律师可结合监控录像证明行为性质未发生质变。

辩护实务提示：针对熟人关系案件，应重点梳理双方交往历史、沟通记录等，证明被告人对“被害人意愿”存在合理认知。刑法谦抑性原则要求，在缺乏明确强制证据时，不得因双方关系特殊而推定行为人主观恶意。

四、排除"品格证据"的干扰

案例指引：陈某、高某强制猥亵妇女案（2013年《中国检察官》案例）

法理支撑：《刑事诉讼法》第48条明确规定，证据须与“案件事实”直接相关，无关证据应予排除。

辩护要点：反对以"品格"替代"事实"

辩方可主张强制猥亵罪的认定应严格围绕行为本身，避免将“社会评价”“道德瑕疵”等法外因素纳入定罪考量，避免法官形成偏见。

2.限制量刑证据的滥用

若控方以被告人“品格不良”加重指控，律师可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75条，主张“个人私德”与犯罪行为无关联性。例如，吕某案中，控方以“婚外情”攻击被告人品格，法院最终认定该证据与强制猥亵行为无关，不予采纳。

五、引入专家意见与科学鉴定

案例指引：蓝某平强制猥亵案（（2019）桂02刑终348号）

法理支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鉴定意见的证明力需结合“科学依据”“检材来源”综合判断，程序瑕疵可直接否定证据效力。

辩护要点：

1.医学专家的辅助

针对被害人意识状态（如麻醉苏醒期幻觉），可申请麻醉科专家出庭，论证陈述可能失真。蓝某平案中，专家证言成功动摇了被害人指控的可信度。

辩护实务提示：若被害人伤情轻微且无客观医疗记录（如吕某案），可申请法医专家论证损伤与指控行为的关联性存疑。

2.技术鉴定的严谨性

对DNA、生物痕迹等证据，需审查鉴定程序是否符合国家标准。例如，蓝某平案中，胸部擦拭物的DNA鉴定无法排除医疗操作沾染的可能性，成为无罪关键。

强制猥亵罪的辩护核心在于“证据不足”与“合理怀疑”。律师需综合运用时间线矛盾、证人证言瑕疵、物证技术缺陷、行为情境特殊性等策略，结合《刑事诉讼法》第55条“证据确实、充分”标准，构建无罪或罪轻的辩护逻辑。在实务中，应始终贯彻刑法谦抑性原则，避免将道德评价凌驾于法律事实之上，切实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