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某某和R某系老乡，二人均常驻杭州务工，两家关系一向良好，且两人本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后R某因长期酗酒等原因被公司劝退。R某居住在Z某某每日工作区域内，2025年4月底某日，Z某某工作期间在公园亭子处遇到R某，R某处醉酒状态见到Z某某后进行持续辱骂和攻击，Z某某曾多次要求对方停止，并不见效。后出于让对方清醒及泄愤的目的，掌掴了R某数下，R某应声倒地，Z某某之后联系R某家人将其送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Z某某得知死亡结果后心中不安，数日后主动前往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说明情况，后被刑事拘留。
Z某某投案自首前，曾电话将简单情况告知其儿媳，投案后其再无音讯。故其儿媳第一时间将情况告知家中亲属，后其儿子及两个侄儿负责赴杭处理，几经辗转，联系到郭晨阳、彭敏律师全权处理本案。
因家属只了解父亲“打死了人”，但对于详细的细节并不清楚，故而辩护人在接受委托后，第一时间前往看守所会见Z某某了解详细情况。
会见Z某某时，其情绪激动，涕泗横流，一度不能自已，辩护人十分艰难的从其口中了解了案件全貌。并且安慰了Z某某，告知其，本案不会如他所想的那样“吃十几年的牢饭”，最多系过失犯罪，存在无罪辩护空间。并多次告知可以为其争取取保候审，Z某某多次念叨不奢望，情绪十分悲观（认为律师在安慰自己，后续多次会见均是如此）。
会见完Z某某后，辩护人立即前往办案机关和本案主办警官沟通，经过深入交流，从另一视角再度了解了案情，结合两方所述在脑中初步构建出了案发当时的情形。
因本案系单人单案，拘留期限只有7天，而辩护人介入时已过去4天，当日和警官沟通时对方表示案件将移送法制进行报捕。辩护人口头表达了能否取保，承办警官表示该类案件在未拿到被害人家属谅解的情况下，一般不会主动予以取保，而鉴于该类案件的特殊性，短期内肯定无法谈成谅解。了解该情况后，辩护人表示次日会提交一份详细的取保候审申请，承办警官表示会再仔细参考后决定。
了解该基本情况后，辩护人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寻求和被害人家属谈成谅解方面，同时将其重要性告知了当事人家属。并于当日晚加班加点撰写了《取保候审申请书》于次日提交。
不久，案件移送检察院报请逮捕，而被害人家属谅解书仍遥遥无期，通过中间人了解到，被害人家属要拿到100万元的赔偿才愿意出具谅解，两家存在极大差距，调解陷入了僵局。
后续，辩护人向Z某某家属综合分析了全案，认为对方主张的金额严重超出实际情况，并决定将辩护重点转向检察机关，寻求突破。辩护着即撰写了详细的《建议不予批捕法律意见书》提交给检察机关，主要内容系关于Z某某行为性质之认定，具体如下：
辩护人认为本案中对于Z某某涉案行为系过失犯罪抑或意外事件之界定仍待商榷，其行为虽客观上引发了本案之危害结果，但关键要判断其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否具有预见的可能性，如果具有预见的可能，其没有预见，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如果其不具有预见的可能，也没有预见，则应属于意外事件，具体而言：
首先，从行为本身的危险程度来看，Z某某可能难以预见危害结果的发生。...案发环境亭子内部并无突起、坑洞、尖锐物品等危险存在，作为一名理性的、普通的、有正常认知能力的人，是不可能预见非常轻微的外力作用能最终导致他人死亡...
其次，本案被害人死亡真正原因尚不明确，可能需更为专业之司法鉴定。...死者长期酗酒，到底因何而亡，死亡诱因又为何尚需进一步明确，这是确定单因一果、他因一果、多因一果的前提条件。
最后，即便认定Z某某掌掴行为与死亡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其系过失行为，社会危险性不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犯罪嫌疑人涉嫌罪行较轻，且没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系过失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后有悔罪表现的，可作出不予批捕逮捕的决定。
在向检察官提交详细意见的同时，辩护人与检察官当面交流，表达了Z某某本人愿意赔偿，并积极悔罪、认罪的态度，但是迫于能力无法支付天额赔偿，希望检察机关能够从中斡旋。
后续，检察官采纳了辩护律师意见，通知辩护人可先行让当事人家属退赔10万人民币至检察院账户，该款项后续作为赔偿款抵扣，退出后可以先行对Z某某不予批捕，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郭晨阳律师当即联系了Z某某家属，于次日将10万元退出至检察机关。退出款项的第二日，检察院作出了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Z某某重获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