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过节，亲人团聚，有时候几杯酒下肚，一些陈年旧怨就容易浮上心头。几句口角升级成动手，在很多人看来是“家务事”。但办案这么多年，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务事”，最终演变成一份冰冷的刑事拘留通知书。家属们找到我时，往往都带着同一个困惑：“明明是对方先动的手，为什么最后被抓的是我家人？” 紧接着，第二个，也是最现实的问题就摆在了面前：对方提出了十几万甚至更高的赔偿要求，这笔钱，是给还是不给？
为什么先还手，反而成了被告人？“正当防卫”的界限在哪里
前不久，一位王女士来咨询，情况就很典型。过年期间，她丈夫张先生和自己的叔叔因为家庭矛盾发生了争执。根据她的描述，一开始是叔叔先动手，掐着张先生的脖子，行为很过激。在张先生父亲前来拉架时，这位叔叔又抄起一个马扎砸向了老人。看到父亲被打，张先生情绪失控，拿起马扎追了出去，将已经准备离开的叔叔头部砸伤。鉴定结果，轻伤二级。
“叶律师，他叔叔那么过分，我丈夫还手难道不是正当防卫吗？” 这是王女士最想不通的地方。
这里要厘清一个很多人都会混淆的概念。《刑法》里规定的正当防卫，是为了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换句话说，当危险迫在眉睫时，法律允许我们采取必要手段保护自己或他人。但在张先生这个案子里，当他追出去还击时，他叔叔的不法侵害行为——无论是对他本人的，还是对他父亲的——都已经结束了。叔叔当时的状态是“逃跑”，现实的、紧迫的危险已经不复存在。这时候的追击和殴打，就很容易被司法机关认定为一种“事后报复”，性质就从“防卫”变成了新的“故意伤害”。
面对高额赔偿：是“花钱息事”，还是另有出路？
张先生被刑事拘留后，对方家属提出了十几万的赔偿要求，并且态度强硬：拿不到钱，谅解书免谈。王女士一家陷入了两难：这笔钱对他们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可不给钱，丈夫就可能面临判刑。
这种情况，在故意伤害案件中非常普遍。获取被害人的“谅解”，是争取取保候审、不起诉或者缓刑结果的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但“谅解”不应该等同于“天价”赔偿。我遇到过不少当事人家属，因为心急，对方要多少就给多少，以为这样就能万事大吉。但实际上，处理这类问题，需要策略，更需要对法律底线的把握。
首先，要评估对方要求的赔偿数额是否合理。轻伤二级的案件，赔偿范围通常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合计下来，在杭州地区，一般在数万元是比较常见的。对方一开口就是十几万，显然超出了这个范围。这时候，家属不能自乱阵脚。
其次，要明白，刑事拘留并非单纯为了逼迫家属给钱。 但在实践中，当事人在看守所里，家属在外面干着急，这种心理压力确实会成为对方谈判的筹码。我个人一直认为，司法程序不应过度成为解决民事赔偿的工具，它更应该聚焦于化解矛盾本身。如果一味地通过羁押来满足一方明显过高的要求，那只会让两家人的怨恨越来越深。
如果谈不拢，是不是就只能等待判决？
是不是赔偿谈不拢，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当然不是。刑事辩护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谅解书只是其中一环，绝不是全部。
即使无法第一时间获得谅解，我们作为辩护律师，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努力：
第一，强调对方的过错。 在这个案子中，起因是叔叔先动手，并且还攻击了长辈。这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对方存在重大过错。这一点，无论是法官还是检察官，在考量整个案情时都会予以充分考虑，是法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
第二，争取自首情节的认定。 很多当事人是在接到公安机关电话后主动到案的，并且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行为。这种情况，通常可以被认定为自首，同样是重要的法定从轻情节。
第三，主动表达赔偿意愿。 即使对方拒绝接受，我们也可以主动将合理的赔偿款项通过办案机关转交，或者提存。这个行为本身，就向司法机关证明了当事人的悔罪态度和积极弥补的诚意，同样会影响最终的量刑。
第四，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 针对这类因家庭纠纷引发、本身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案件，当事人被羁押后，律师可以及时向检察院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论证没有继续关押的必要性，争取变更强制措施，让当事人先出来。人出来了，很多事情就好谈了。
刑事案件最怕的不是案情复杂，而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走错了第一步。如果你现在还不确定该怎么办，可以先把情况告诉我，我帮你看看，当前最重要的是什么。
说到底，由家庭矛盾引发的刑事案件，惩罚不是最终目的。法律追求的是情、理、法的平衡。作为律师，我们的工作不仅是在法庭上辩护，更重要的，是帮助当事人和家属在复杂的局面中，找到那个最有利于解决问题的平衡点。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