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的一个正午，福州城区的热浪滚滚，外卖骑手小吴像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大街小巷，为了多抢一单，他甚至顾不上吃一口午饭。然而，在途经鼓楼区一个十字路口时，一辆违反交通信号灯的渣土车与他猛烈相撞，小吴连人带车被卷入车底，当场失去了生命体征。交警部门经过细致的勘查，认定渣土车司机闯红灯负事故主要责任，但小吴因驾驶超标电动车且未按规定车道行驶，需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噩耗传来，小吴的整个家庭瞬间崩塌。他的妻子因悲痛过度数次晕厥，他们年仅3岁的女儿还不懂“死亡”意味着什么，只会哭着找爸爸。更令人揪心的是，小吴的父母都在四川老家的深山里务农，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本就指望着小吴在福州的打工收入维持生计。肇事方保险公司虽然承认责任，但在赔偿标准上却咬死不放，坚持认为小吴的户籍在四川农村，且其外卖骑手工作不稳定，应按其户籍地的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这个标准仅相当于福州城镇标准的三分之一，对于这个破碎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小吴的家人在网上多方查询，最终锁定了泽良律师事务所全晟交通团队。他们连夜从四川赶到福州，第二天一早便抱着小吴的遗像，红肿着双眼来到了泽良律所。负责接待的律师深知这个案件对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他耐心地听完家属断断续续的哭诉，没有说任何空洞的安慰，而是直接切入主题：“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证明小吴在福州‘居住’和‘工作’这两个事实。只要有这两点，法律就会站在我们这边。事情交给我们，你们先回去照顾好孩子和老人。”
泽良全晟交通团队接案后，立刻进入了“战时状态”。律师们深知，外卖骑手的工作流动性大，证据留存难度高。他们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团队律师首先通过技术手段联系了外卖平台，调取了小吴过去一年多内在福州的全部接单记录、跑单路线图和平台发放的工资明细，这些数据清楚地显示小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福州五城区内活动。接着，他们找到了小吴曾经合租过的室友，获取了那份已到期的《房屋租赁合同》，并指导小吴的妻子调取了小吴微信中向房东支付房租的所有转账记录，虽然每月金额不大，但时间上从未间断。此外，律师还特意去小吴经常充电的电动车维修店，找到店主出具了证人证言，证明小吴长期在福州生活。
在法庭上，保险公司的代理律师果然提出了抗辩，认为外卖骑手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稳定就业”，其“经常居住地”难以认定。对此，泽良律师早有准备。律师当庭展示了厚厚一沓证据材料，并清晰地阐述道：“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条，‘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我方调取的平台接单数据和银行流水相互印证，证明小吴在福州的接单行为持续了18个月以上。其次，房租支付记录证明他在福州有固定的居所。综上，小吴的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福州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之规定，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应当适用受诉法院所在地，也就是福州市的城镇标准。” 律师紧接着当庭提交了2024年福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统计数据（58695元/年）。
经过多轮激烈的法庭辩论，合议庭最终采纳了泽良律师的代理意见。法院认为，尽管小吴的户籍在农村，但其生前连续一年多时间在福州市区从事外卖配送工作，并以该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其经常居住地应认定为福州市。据此，判决按照福州市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远超按四川农村标准计算的结果。加上丧葬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保险公司及肇事方最终需向小吴家属支付赔偿款共计96万余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8万元全额支持。
本案中，泽良律师事务所全晟交通团队没有因为受害人是一名“新业态”的外卖骑手而降低维权标准，反而利用数字时代的痕迹——接单数据、支付记录，构建了一条现代版的“证据链”，成功地将法律的公平正义延伸到每一位为城市运转默默付出的劳动者身上，用专业诠释了每一份生命都值得被尊重，每一份权益都值得全力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