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概述：2024年11月的一个傍晚，温州市鹿城区天色渐暗。当事人杨某某当天下午从公司下班后，步行前往附近的公交站准备乘车回家。17时50分许，杨某某行至鹿城区某主干道与一条支路交叉口的行人过街斑马线处，准备由南向北横过马路。路口的交通信号灯显示行人通行信号为绿灯，倒计时显示器上显示剩余时间为6秒。杨某某看到绿灯仍在亮起，便快步走上斑马线。此时路口东侧有一辆小型轿车正在右转——该轿车从主干道由东向西行驶至交叉口后，准备向右转入支路。然而轿车驾驶员在右转过程中并未减速停车让行，而是以较快的速度直接驶入路口。当驾驶员发现斑马线上有行人正在通行时，已经来不及采取有效的制动措施，轿车右前保险杠直接撞击了杨某某的腰部。杨某某被撞飞约3米远，摔落在斑马线前方的路面上，腰部剧烈疼痛，双腿完全失去知觉。
路人见状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救护车抵达后将杨某某送往温州市中心医院。急诊CT和核磁共振检查显示：杨某某第二节腰椎爆裂性骨折，骨折片向后方突入椎管，压迫了脊髓圆锥和马尾神经；第三节腰椎也有压缩性骨折。神经外科医生诊断为“腰椎骨折合并完全性脊髓损伤”，这意味着杨某某腰部以下的运动和感觉功能将永久性丧失——即高位截瘫。医院立即为杨某某实施了腰椎后路减压内固定术，用椎弓根螺钉系统对碎裂的椎体进行了固定。手术虽然顺利完成了，但脊髓损伤的程度已无法逆转。术后杨某某胸腹部以下完全瘫痪，大小便失禁，需要他人全天候护理。术后第5天，杨某某开始出现发热、咳嗽、痰多等症状，胸部CT提示双侧下肺感染。由于高位截瘫患者膈肌运动功能受限、咳嗽反射减弱，肺部感染极易加重。此后虽然使用了强效抗生素治疗，但感染仍持续恶化，术后第9天杨某某因重症肺炎合并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抢救无效死亡。
温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对事故进行了勘查。监控视频显示：杨某某在绿灯倒计时6秒时进入斑马线，在行至斑马线中段时信号灯转为红灯；轿车驾驶员在右转时未停车让行斑马线上的行人。交警部门认定：杨某某在绿灯即将结束、红灯即将亮起的节点进入斑马线，被认定为“抢行”；轿车驾驶员右转时未停车让行斑马线行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关于“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应当停车让行”的规定。双方各负同等责任。
杨某某的离世给他的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他是家中独子，父母均年近七旬、体弱多病；妻子在某商场做营业员，月收入约5000元；夫妻二人育有一女仅2岁。杨某某生前在某机械制造企业做技术工人，月收入约1.1万元。这个家庭不仅失去了经济支柱，还陷入了被扶养人众多的困境——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女儿都需要抚养。
案件难点
难点一：行人在绿灯末期进入斑马线是否构成法律上的过错。 保险公司主张杨某某在绿灯即将结束时“抢行”，构成过错，应当承担较高的责任比例。代理律师则认为，“绿灯即将结束”不等于“红灯已经亮起”，法律并没有规定行人在绿灯倒计时多少秒时必须停止通行。只要行人是在绿灯信号期间进入斑马线，其通行行为即为合法行为，不应当被评价为过错。
难点二：被扶养人众多时的总额限制问题。 本案涉及杨某某父母赡养费和女儿抚养费共计三名被扶养人，年赔偿总额不能超过温州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标准。如何在法定上限内合理兼顾三名被扶养人的权益，需要精确计算。
代理策略
策略一：提出“绿灯期间进入即为合法通行”的核心主张。 团队在庭审中指出，交通信号灯的设置目的本身就是为行人和车辆提供明确的通行指示。杨某某在绿灯亮起时进入斑马线，其基于对信号灯的信赖而通行，该信赖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将绿灯状态下的合法通行行为评价为“抢行”和“过错”，既无法律依据，也有悖于交通信号灯的设置目的。
策略二：调取右转车辆行车记录仪，证明其未减速让行。 团队申请法院调取了肇事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数据，数据显示该车在右转前的车速约为28公里/小时，且在整个右转过程中车速无明显降低。该证据充分证明驾驶员在右转前未进行任何减速或停车观察，直接以正常车速转弯驶入路口。
法院认定与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杨某某在绿灯信号期间进入斑马线，其通行行为合法，不存在法律上的过错。轿车驾驶员在右转时未停车让行斑马线行人，该过错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法院将肇事方的赔偿责任比例大幅提高至70%。判决支持杨某某父母赡养费各15万元、女儿抚养费55万元，死亡赔偿金按温州市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全额支持。总赔偿金额1,518,000元。
律师提示
行人事故中，受害人即使被交警认定有“抢行”等轻微过错，家属仍然应当积极维权。法院在民事审判中会独立判断过错是否存在及过错程度，不会机械照搬交警认定。行人在绿灯期间进入斑马线的通行行为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