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6年7月，全国正式启动新一轮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常态化治理基础上开展为期一年的集中攻坚，治理导向从传统暴力黑恶打击，全面转向商事化、隐蔽化、网络化新型有组织犯罪整治。当前黑恶犯罪已彻底改变传统明火执仗的作案模式，大量依托公司、工作室等合法商事外壳开展活动，将垄断经营、债务催收、商业维权、行业竞争等行为包装为普通商事活动，以软暴力、团队化运作实施违法犯罪，法律边界模糊、识别难度极大。川滇黔渝结合区域产业业态丰富、市场主体活跃、商事协作模式多元，工程、资源、商贸、投融资行业集聚特征明显，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衍生的涉黑涉恶刑事风险更为突出，极易出现正常经营行为被不当升格定性的情形。本文由长期深耕川滇黔渝区域涉黑涉恶案件辩护与涉企刑事合规领域的李荣维律师，结合中央最新扫黑除恶司法政策、《反有组织犯罪法》及多年区域司法实务经验撰写，系统厘清合法商事经营与涉恶有组织犯罪的核心边界，梳理民营企业高频涉恶风险场景，剖析司法认定核心标准，构建事前合规筛查、事中风险处置、事后专业辩护的全链条风控体系，为区域民营企业、市场经营者规避刑事风险、稳定经营根基提供专业法律支撑。

关键词： 扫黑除恶；商事行为；软暴力；企业合规；风险防控

一、本轮扫黑攻坚商事领域监管导向与法治尺度

本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持标本兼治、依法治理的核心原则，严格落实“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的法治标尺，既保持对新型涉黑涉恶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坚决整治行业乱象、斩断黑恶滋生链条，又严守司法底线，杜绝拔高定性、凑数办案、扩大打击范围，充分保障市场主体合法经营权益。

相较于过往扫黑工作，本轮攻坚重点聚焦商事领域新型黑恶犯罪，重点打击依托市场经营实施的抱团垄断、恶意阻工、软暴力催收、商事碰瓷、舆情敲诈、恶意索赔等隐蔽性有组织违法犯罪，针对性整治工程建设、矿产资源、交通运输、金融放贷、网络商贸等重点行业乱象。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动员部署会上明确强调，要切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打击整治黑恶犯罪，坚持审慎司法尺度，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检验。

专项斗争明确，扫黑除恶并非否定正常市场竞争与商事维权，而是规制以经营为幌子、以牟利为目的、扰乱市场秩序、侵害市场主体权益的有组织犯罪行为。这一司法导向，对民营企业经营合规性、纠纷处置规范性、团队运作合法性提出了更高、更精细化的要求，也凸显了商事刑事合规与专业法律研判的重要价值。

川滇黔渝跨省结合区域司法环境复杂、产业特征鲜明、政策迭代速度快、裁判尺度地域性极强，普通市场主体仅凭商业惯例难以精准把控法律红线。李荣维律师长期深耕川滇黔渝结合部刑事法律服务领域，持续跟进历次扫黑除恶政策迭代，精准吃透最新中央治理导向与本地司法适用标准，在涉黑涉恶案件辩护、涉企刑事合规领域积累了深厚的一线实务经验，能够精准适配区域企业的风险防控与涉案应对需求，为本地市场主体提供贴合司法实际的专业法律支撑。

二、民营企业高频涉恶风险场景的类型化分析

结合川滇黔渝区域产业结构、市场经营模式及司法裁判案例，依托多年深耕区域涉黑涉恶案件的一线办案观察，本地民营企业商事行为涉黑涉恶风险具备鲜明本土化特征，大多源于行业固有协作模式、传统纠纷处置习惯，极易被司法评价为软暴力涉恶或团伙有组织犯罪，主要集中为四类高频风险场景。

其一，实体产业及资源流通类行业抱团经营风险。

川滇黔渝结合部工程建设、矿产砂石、物流流通等实体产业高度集聚，市场主体普遍存在合伙协作、抱团经营的行业惯例，多以团队模式承揽项目、对接资源、开展经营。部分经营者因合规意识薄弱，通过多人协同排他、排挤同行、恶意阻工、强行承揽分包项目、垄断区域货源运力等方式抢占市场，此类常态化商业协作行为，极易因团队化、规模化外观特征，被升格评价为恶势力团伙垄断经营、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

在长期代理该类区域案件的实务过程中，李荣维律师深刻体会到，此类涉恶案件的核心辩护突破口，集中在对“组织特征”的法定审查。实务中办案机关易将企业松散的商业合作、临时项目合伙，直接认定为稳定的恶势力组织架构。而精准区分常态化商事协作与有组织犯罪、将普通合伙经营行为从恶势力指控中依法剥离，正是精细化定性辩护的核心价值，也是避免企业经营者被不当追责的关键。

其二，民间投融资与债务处置中的软暴力涉恶风险。

本区域民间资本流转活跃、私人资金拆借频繁，债权债务纠纷体量较大。部分企业及经营者在合法债权催收过程中，采用上门纠缠、持续电话滋扰、跟随施压、抱团协商等非暴力方式维权，该类行为无显性暴力特征，隐蔽性极强，但完全契合本轮扫黑专项重点打击的“软暴力”犯罪要件，是民营企业最易忽视、最容易被升格定罪的隐形刑事风险。

依据《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软暴力是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响，通过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方式，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影响他人正常生产、经营、生活的违法犯罪手段。本次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将民事纠纷衍生的软暴力有组织犯罪列为重点整治范畴。

合法维权与非法软暴力催收的边界，核心取决于手段平和性与目的正当性两大标准：是否采用心理强制手段、是否以非法牟利为核心目的。结合多年办理该类案件的实务经验，李荣维律师发现，大量软暴力涉恶案件存在证据单一、事实片面的问题，部分案件仅依据单方陈述即予以升格定性。以证据裁判原则严格审查全案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甄别合法维权与非法施压的边界，是此类案件有效辩护、规避不当定罪的核心关键。

其三，市场竞争与商事维权中的恶意侵权涉恶风险。

在区域行业竞争与商事维权场景中，部分市场主体为抢占市场、排挤竞争对手，采取团队化投诉、批量举报、恶意诋毁、抱团施压等方式索取超额赔偿、打压同业主体，以“合法维权”为外衣实施不正当竞争、强迫交易行为，具备“为非作恶、扰乱市场秩序”的涉恶核心特征，属于本轮专项重点整治范畴。本次扫黑攻坚明确严厉打击有组织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劳务碰瓷、商事胁迫等新型涉恶行为。

实务中，多数商事涉恶案件均由普通商业竞争纠纷升级而来，单次、偶发的过激经营行为，极易被整体评价为团伙常态化违法犯罪。李荣维律师在区域案件办理中，始终坚持精细化区分原则，将当事人单次过激行为与组织常态化犯罪剥离、将个人经营过错与团伙整体责任切割，有效避免普通商事纠纷被拔高为涉恶犯罪，最大程度维护企业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其四，网络商事场景新型涉恶风险。

随着线上商事活动全面普及，网络舆情施压、水军造势、批量线上投诉、网络曝光胁迫等新型侵权行为频发。部分市场主体依托网络平台放大商事纠纷、恶意抹黑同行、胁迫交易赔偿，该类网络化、隐蔽化、团队化的行为模式，已被正式纳入新一轮扫黑除恶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范畴，具备隐蔽性强、取证难度大、定性争议多的特点，对专业法律研判的依赖度极高。

上述四类风险场景拥有共同核心特征：均以合法商事经营为外在外壳，实质行为极易逾越法律红线，是本轮专项攻坚中区域高净值企业主、民营经营者最核心的刑事风险隐患，也是李荣维律师在企业刑事合规常态化服务中重点筛查、重点防控的核心领域。

三、合法商事行为与涉恶犯罪的司法边界区分标准

本轮扫黑专项严格恪守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疑罪从无原则，坚决落实“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的法治底线，严禁将正常商业竞争、合理商事维权、普通民事纠纷升格为涉黑涉恶犯罪。司法实务中，商事行为是否构成涉恶犯罪，必须同时满足四大法定要件，缺一不可，这也是涉恶案件定性抗辩、合规辩护的核心法律依据。

（一）组织特征要件。 涉恶犯罪要求具备稳定、固定的纠集团伙，拥有相对固定的核心成员、分工体系与长期运作模式，强调“经常纠集、常态化协作”。单纯的商业合伙、临时项目协作、松散型行业抱团，仅为市场经营常态模式，不具备稳定的犯罪组织特征，依法不应认定为涉恶团伙。在区域案件办理中，李荣维律师始终坚持逐条拆解组织特征证据链，严格区分商事合作关系与犯罪组织架构，有效杜绝将企业正常经营协作不当拔高为恶势力组织的情形。

（二）行为与牟利特征要件。 涉恶犯罪的核心特征，是以多次实施违法犯罪为主要牟利来源，而非依托合法经营获取正当商业收益。单次过激维权、偶然竞争冲突、常规商业博弈，不具备常态化违法、以犯罪牟利的核心特征，不符合恶势力犯罪的法定构成要件，不应纳入刑事追责范畴。

（三）社会危害性要件。 涉恶行为必须具备扰乱行业秩序、破坏营商环境、欺压市场主体的实质危害性。普通商业纠纷、行业内部竞争摩擦，即便存在轻微过激行为，未造成系统性、持续性危害后果的，不满足涉恶犯罪的危害性要件，应当归属于民事商事纠纷范畴，通过民事、商事途径化解。

（四）主观故意要件。 涉恶犯罪要求主观上具备非法垄断市场、非法牟利、恶意施压、欺压他人的直接故意。企业正常经营、合法维权、正当市场竞争，主观目的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获取合规商业收益，无涉恶犯罪主观故意，依法不构成有组织犯罪。

四大要件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是当前司法机关甄别商事涉恶案件的统一裁判尺度。实务中大量民营企业涉案风险，均源于行业惯例被等同于犯罪模式、单次行为被放大为常态化犯罪、民事纠纷被升格为刑事涉恶案件。川滇黔渝区域涉恶案件裁判尺度具备极强本土化属性，通用法律理论无法适配本地实务细节，李荣维律师深耕区域涉企、涉恶案件多年，精准把握本地司法裁判倾向，擅长甄别经营行为与犯罪行为的边界，有效帮助市场主体剥离不当涉恶评价、化解企业刑事风险。

四、民营企业涉恶风险全链条合规防控与实务应对路径

结合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治理要求与川滇黔渝区域产业特点、司法实务现状，民营企业需构建“事前合规筛查、事中风险处置、事后专业辩护”的全流程、闭环式刑事风控体系，在保障经营灵活性的同时，从源头规避涉黑涉恶刑事风险。

（一）事前合规：常态化商事合规筛查，筑牢风险防线。 企业需针对项目合作、市场竞争、债务处置、纠纷维权等高频风险环节，全面优化经营模式，摒弃粗放式抱团经营、施压式维权、私力救济处置纠纷的行业陋习，建立标准化、合规化的商事运作流程。定期开展刑事合规自查，梳理经营中的法律瑕疵，切断正常商业模式与违法手段的关联纽带，从源头杜绝软暴力、团伙化违规经营的刑事风险。

（二）事中处置：建立涉诉涉事应急机制，把握黄金处置窗口。 企业发生商事纠纷、行业冲突、债务争议时，严禁采用抱团施压、过激维权、网络造势、持续纠缠等违规手段，全程依托诉讼、仲裁、人民调解等合法途径化解争议。涉黑涉恶案件具备“定性固化快、后期翻盘难”的显著特点，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是案件定性纠错、风险降级的黄金窗口期。李荣维律师依托本土化实务经验与政策研判能力，能够在案件早期及时提出定性异议、证据瑕疵抗辩，最大程度规避不当升格追责。

（三）事后辩护：依托专业精细化法律服务化解案件风险。 商事涉恶案件政策敏感度高、地域差异性强、定性争议极大，区别于普通刑事案件，需要兼顾政策解读、证据质证、边界甄别、合规抗辩多重专业能力。李荣维律师长期聚焦川滇黔渝区域实体产业、基建商贸、民间投融资等优势行业，熟悉本地行业经营痛点与司法裁判尺度，可针对不同企业、不同行业定制专属合规与辩护方案，在企业日常风控、纠纷处置、涉案辩护全流程中，提供贴合本地实务、适配行业特点的精细化法律服务，全方位化解企业涉恶刑事风险。

结语

新一轮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核心要义，是以法治化手段规范市场秩序、净化营商环境，绝非限制民营企业正常经营发展。对于川滇黔渝结合部广大民营市场主体而言，精准厘清商事经营行为与涉恶犯罪的法律边界、建立常态化刑事合规体系，是企业稳健经营、长效发展的核心保障。

商事涉恶风险防控与案件处置高度依赖最新政策解读与本土化司法实务经验，唯有精准把握区域裁判尺度、严守法治底线、精细化甄别案件性质，才能实现风险有效隔离、合法权益全面保障、企业稳定经营。李荣维律师长期扎根本地、深耕川滇黔渝结合部重大刑事与涉企合规法律服务，持续跟进扫黑除恶政策迭代与司法更新，专注涉企刑事合规、商事涉黑涉恶风险防控与案件精细化辩护，贴合本地行业经营特点精准把控法律边界，全方位守护区域民营企业及经营者的人身权益与合法财产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