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川滇黔渝结合部地处四省交界，地缘特殊、产业特色鲜明、人文环境独特，区域内涉黑恶案件具备显著的本土化特征，与全国其他地区案件存在明显差异。本地工程矿产资源集中、乡村宗-族地缘关系紧密、中小商贸主体聚集，导致行业抱团纠纷、基层宗-族矛盾、项目资源争议极易升级为涉恶刑事案件。2026年7月，党中央部署启动新一轮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期一年，重点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基层黑-恶-势-力及商事领域新型黑恶犯罪。本文由长期扎根昭通、深耕川滇黔渝结合部涉黑涉恶案件辩护与涉企刑事合规领域的李荣维律师，立足本地司法实践与多年区域实务经验，总结本地涉黑恶案件的地域成因、高发类型与裁判尺度特点，探究适配本地司法环境的本土化辩护策略与风险应对路径，为区域市场主体及涉案当事人提供精准、专业、贴合本地实际的法律服务参考。

关键词： 川滇黔渝；涉黑涉恶；地域特征；本土化辩护；昭通实务

一、区域涉黑恶案件的地域成因与整体特征

川滇黔渝结合部地处四川、云南、贵州、重庆四省（市）交界地带，情况复杂多变。受地域文化影响，这一区域的黑-恶-势-力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结合李荣维律师长期扎根该区域办理涉黑涉恶案件的一线实务观察，区域涉黑恶案件的地域成因与整体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产业结构决定了案件的高发领域。

川滇黔渝结合部工程、矿产、砂石、物流、商贸等实体产业高度集聚，市场主体普遍存在合伙协作、抱团经营的行业惯例。案件集中发生于矿产资源丰富地区、城乡结合部及娱乐场所密集区。这些经济活跃区域的资源争夺、行业垄断、项目利益冲突，是涉黑涉恶案件的高发土壤。昆明市晋宁区矣某某等人依托矿业公司，有组织地实施非法采矿等违法犯罪活动，十余年间非法采矿价值达6000余万元，对当地矿产资源形成非法垄断。该案是“砂霸”“矿霸”类案件的典型代表。四川省2025年审理涉黑涉恶案件44件482人，追缴“黑财”5.1亿元。这些数据充分说明，资源型经济区域是涉黑涉恶案件的高发地带。

（二）社会结构决定了案件的组织形态。

区域内乡村宗-族势力、地缘关系紧密，基层治理结构复杂。宗-族家族势力抱团欺压群众、操纵基层选举、侵占集体资产的案件在本区域较为常见。例如，云南省曲靖市某地黑社会性质组织利用宗亲人员或前科人员，通过暴力、威胁、贿赂等手段干扰、破坏选举，担任村-干-部，安排亲信上位，逐步发展壮大形成以“两委”成员为组织核心、以宗亲人员为下层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又如，曲靖市陆良县戛古村某村-干-部在村委会换-届选举时，伙同兄弟依靠家族势力，纠集社会闲散人员，采用暴力威胁、软禁、封官许愿等方式拉拢村民，通过非法手段当选村委会主任。此类案件充分体现了区域涉黑恶案件“宗-族化”“地缘化”的显著特征。

（三）四省交界决定了案件的跨区域特点。

区域地处川滇黔渝四省（市）结合部，部分案件呈现跨区域流窜作案的特征。犯罪模式呈现从中心城区向周边县市扩散的趋势。最高检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四川省合江县王某桓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即发生在川渝黔结合部区域，其活动领域涉及赌场、娱乐场所和废纸回收行业，实施的犯罪涵盖6类罪名20多起事实。该案发生在开设赌场、市场流通等黑恶犯罪常见高发领域。此类跨区域的犯罪网络，对本地司法协作与跨省联防联控提出了更高要求。

上述地域特征决定了川滇黔渝结合部涉黑恶案件不同于全国其他地区的独特性——产业结构决定了案件类型，社会结构决定了组织形式，地理区位决定了犯罪网络的跨区域特征。 这也意味着，涉黑恶案件的辩护不能脱离本地实际，必须深度理解区域产业生态、社会结构与司法环境。

二、本地涉黑恶案件的高发类型与典型特征

结合区域产业结构、社会生态与司法实践，李荣维律师在多年办理川滇黔渝区域涉黑恶案件的实务中总结出，本地涉黑恶案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类高发类型：

（一）资源工程类案件：利益争夺中的“沙霸”“矿霸”

砂石、矿产、基建项目中的利益争夺、抱团排他、阻工索利，是本地涉黑恶案件的第一大高发类型。

典型特征： 此类案件多以合法经营主体为外壳，通过暴力、威胁等手段垄断矿产资源或工程市场，实施非法采矿、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例如，昆明市晋宁区矣某某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采矿案中，该组织依托矿业公司，通过行贿获取矿区探矿权、采矿权后，有组织地实施损毁林地、滥伐林木、非法开采砂石等违法犯罪活动。法院依法判处矣某某等人二十年至四年不等有期徒刑和相应财产刑，追缴违法所得共计5000余万元。

李荣维律师在办理本区域资源工程类涉恶案件中发现，此类案件的核心争议往往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合法经营与非法采矿的边界—— 企业持有合法采矿许可证，但在开采过程中超范围、超规模开采，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二是“组织特征”的认定—— 办案机关易将企业的正常经营团队、项目协作团队直接认定为“稳定的恶势力组织架构”，而忽视了合法经营主体与犯罪组织之间的本质区别。精准区分合法矿业经营与非法采矿犯罪、将企业正常经营行为从涉恶指控中依法剥离，是此类案件精细化辩护的核心突破口。

（二）基层地缘类案件：宗-族势力中的“村霸”“乡霸”

乡村宗-族抱团、邻里土地纠纷、集体维权过激行为，是本地基层涉恶案件的第二大高发类型。昭通市公安局于2025年5月发布关于征集“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突出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并对上述“六霸”提供了行为界定标准。

典型特征： 此类案件多与基层治理密切相关。“村霸”指采取暴力、威胁、欺骗等手段，操纵和破坏农村基层组织选举，把持基层政权，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乡霸”指在乡镇区域内，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干扰乡镇政府正常工作秩序，控制乡镇集市贸易，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例如，四川省“村霸”地产商王明杰、王明洪纠集多人持械斗殴、强迫交易、敲诈勒索，长年欺压残害一方群众，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六个月。

李荣维律师在办理本区域基层地缘类涉恶案件中注意到，此类案件存在一个突出问题：部分案件系因基层宗-族矛盾、邻里纠纷、土地争议中的过激行为引发，办案机关倾向于将多人共同实施的单次或少量违法行为直接升格认定为“恶势力”。在这类案件中，当事人往往并不具备“经常纠集”“多次违法犯罪”“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完整法定特征。以证据裁判原则严格审查是否符合恶势力的全部法定要件，将普通宗-族矛盾、地缘纠纷与有组织犯罪精准区分，是此类案件有效辩护的关键起点。

（三）新型商事类案件：市场经营中的“市霸”与网络黑恶

商贸竞争、债务处置、网络维权中的软暴力、恶意索赔、强迫交易等新型涉恶行为，在本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市霸”指在各类市场内欺行霸市、控制市场交易价格、强迫他人接受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强买强卖商品或服务。

最高检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四川省合江县王某桓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即具有鲜明的商事化特征。该组织成立以废纸回收为经营业务的公司，通过指定交易渠道、强制决定交易价格、违法控制交易秩序和地域范围三种手段“非法控制”合江县城区废纸回收行业。该组织涉及废纸回收行业强迫交易金额达672万余元，非法获利169万余元。此类案件充分体现了黑恶犯罪向商事领域渗透的新型特征——以合法公司为外壳，以“行业规则”为名，行非法控制市场之实。

李荣维律师在办理本区域新型商事类涉恶案件中强调，此类案件的辩护核心在于：一是区分正常商业竞争与非法控制市场—— 合法的商业竞争以效率和服务取胜，而非法控制则以暴力、威胁或软暴力手段排挤对手；二是区分合法维权与恶意索赔—— 合法的维权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而恶意索赔则以“维权”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只有精准把握商事行为与涉恶犯罪的司法边界，才能在具体案件中实现有效辩护。

上述三类高发案件类型——资源工程类、基层地缘类、新型商事类——构成了川滇黔渝结合部涉黑恶案件的主体形态。 每一类案件都有其独特的产业背景、社会生态和法律争议焦点，也决定了辩护策略必须因案而异、因类施策。

三、本地涉黑恶案件司法裁判尺度的特点

结合区域办案实务与李荣维律师多年深耕本地涉黑恶案件的一线观察，本地司法机关在审理涉黑恶案件时，既严格落实全国扫黑政策，又兼顾地域实际，呈现出以下裁判尺度特点：

（一）对于基层纠纷类案件秉持审慎原则。

对于无恶劣情节、未造成严重后果、主观恶性较小的基层纠纷类涉案行为，本地司法机关注重区分合法维权与违法犯罪的界限，避免简单刑事化处理。贵州省2025年立案侦办“六霸”恶势力案件40起，体现了对基层黑-恶-势-力的精准打击与审慎认定并重的司法导向。

（二）对于资源垄断类案件保持高压态势。

对于资源垄断、扰乱市场秩序、欺压群众的团伙性行为，整治力度严格，属于本轮专项的重点打击范围。云南全省2025年审结涉黑涉恶犯罪案件30件235人。四川省法院紧盯黑-恶-势-力经济基础不放，全力追缴“黑财”5.1亿元。昆明市晋宁区矣某某等人涉黑案中，检察机关通过串并研判、引导侦查精准打击“砂霸”“矿霸”等破坏环境资源的重大犯罪。重庆市2025年起诉涉黑犯罪13人、涉恶犯罪68人。这些数据表明，四省（市）在资源垄断类涉黑恶案件上保持了持续的高压态势。

（三）严格防范拔高定性。

司法实践中，对于普通地缘纠纷、行业竞争引发的涉案行为，注重审查是否满足涉恶犯罪的法定要件，杜绝基层矛盾随意刑事化、普通纠纷升格涉恶的情形。最高检明确要求坚持“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的法治标尺，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检验。李荣维律师在区域案件办理中发现，不少案件在侦查阶段存在“拔高认定”“凑数认定”的现象，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正是纠正不当定性的黄金窗口期。在此阶段提出精准的定性异议与法律意见，往往能够有效避免案件被不当升格追责。

上述裁判尺度特点——对基层纠纷审慎、对资源垄断高压、严格防范拔高定性——为本土化辩护提供了明确的法律空间。 辩护律师只有精准把握这一裁判尺度，才能在每一类案件中制定最适配的辩护策略。

四、本土化辩护的核心策略与实务路径

立足本地案件特点与司法裁判尺度，李荣维律师结合多年办理川滇黔渝区域涉黑涉恶案件的一线实务经验，总结出以下三大本土化辩护核心策略：

（一）精准区分地缘纠纷、行业协作与有组织犯罪的边界。

对于宗-族冲突、邻里矛盾、集体维权、行业抱团等基层纠纷引发的案件，重点审查是否具备恶势力“经常纠集”“多次违法犯罪”“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法定特征。不具备上述特征的，依法应当剥离出涉恶认定。对于资源工程类案件，重点审查合法经营与非法采矿、正常行业协作与有组织犯罪的边界；对于基层地缘类案件，重点审查宗-族矛盾与黑-恶-势-力、普通纠纷与有组织犯罪的边界；对于新型商事类案件，重点审查商业竞争与非法控制市场、合法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

在办理区域涉黑涉恶案件的过程中，李荣维律师始终坚持将每一类案件的事实背景置于本地产业生态与社会结构中进行理解——资源工程类案件必须了解矿产行业的运营规则与审批流程，基层地缘类案件必须理解宗-族社会的运行逻辑与权力结构，新型商事类案件必须把握行业竞争格局与商业模式——只有深度理解案件背后的地域生态，才能在事实层面精准区分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

（二）针对基层被动参与、宗-族裹挟的涉案行为，重点梳理主观恶性与危害后果。

对于基层纠纷中被被动裹挟、临时参与、主观恶意极小的涉案人员，重点梳理其参与程度、主观恶性、危害后果，争取层级降格处理。在办理区域涉黑涉恶案件中，李荣维律师始终坚持逐人逐事梳理每名当事人的参与次数、具体行为、获利情况、主观认知等客观事实，将一般参与者从恶势力成员中依法剥离，将被动裹挟者从犯罪组织中依法剔除。这一精细化的工作方法，在大量案件中被证明是有效降低当事人法律后果的关键路径。

（三）企业资源类案件的综合辩护——兼顾案件辩护与企业存续。

针对企业资源类涉案案件，在人身辩护的同时兼顾企业存续与资产保全。此类案件往往涉及巨额资产查封、企业正常经营受阻等问题，需要律师在开展定性辩护、层级辩护的同时，同步推进资产甄别与财产保全。李荣维律师在办理本区域企业资源类涉恶案件中，始终坚持将财产辩护与定性辩护、量刑辩护并列推进——在侦查阶段即启动资产权属异议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向检察机关提交合法资产应予剔除的法律意见，在审判阶段围绕财产处置展开系统性质证与抗辩——力求在“打财断血”的政策大势下守住企业的合法经营资产与家族的核心财产权益。

五、结语

涉黑恶案件辩护需贴合地域实务、适配本地裁判尺度。宏观政策是全国统一的，但每个案件都有其独特的地域背景——产业结构决定了案件的发生领域，社会结构决定了犯罪的组织形态，四省交界的区位决定了犯罪网络的跨区域特征。不具备本地实务经验的律师，往往难以精准把握案件走向与裁判预期。

川滇黔渝结合部涉黑恶案件的地域特征——资源工程类、基层地缘类、新型商事类三大高发类型——要求辩护律师不仅精通法律，更要深度理解区域产业生态、社会结构与司法环境。只有将法律适用建立在对本地实务的深度理解之上，才能在具体案件中实现精准的定性抗辩、有效的层级剥离与全面的资产保全。

李荣维律师长期扎根昭通、深耕川滇黔渝结合部刑事法律服务，持续跟进扫黑除恶政策迭代与司法更新，熟悉区域案件特点、产业生态与司法导向，专注涉黑涉恶案件精细化辩护、涉企刑事合规与资产甄别保全，依托本土化实务经验与最新政策认知，贴合本地行业经营特点精准把控法律边界，为区域当事人及市场主体提供精准、专业、适配本地实际的刑事辩护与合规服务，全方位守护当事人的人身权益与合法财产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