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民法院入库案例的实证分析

本文作者：李荣维律师

一、问题的提出

开设赌场罪，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中发案率较高的罪名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开设赌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与聚众赌博、赌博罪等罪名相比，开设赌场罪具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法定刑跨度极大——一般情节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可达十年有期徒刑；其二，罪与非罪的界限在特定情形下较为模糊——行为人是否具有“以营利为目的”提供赌博场所的主观故意，是区分开设赌场罪与正常经营棋牌室等娱乐场所的核心标尺。这一主观要件的证明高度依赖客观行为的推定，使得开设赌场罪在涉及棋牌室经营等案件中成为刑事辩护的重要议题。同时，网络开设赌场案件中“代理”行为的认定、赌资数额的计算以及“情节严重”的把握，亦直接影响量刑档次。

然而，严厉的立法并不等同于每个被立案追诉的涉案人员都必须判处实刑。司法实践中，部分开设赌场案件因行为人仅收取正常服务费、未抽头渔利而被认定为无罪或不起诉；部分案件因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而被免予刑事处罚；大量案件因行为人系从犯、具有自首或认罪认罚情节而被适用缓刑。据统计，仅本文梳理的入库案例中，就有1件无罪案件（检察机关撤回起诉）、1件免予刑事处罚案件——在这些案件背后，是行为人命运的根本性转折。

对于当事人及其家属而言，一旦因涉嫌开设赌场被刑事立案，恐慌往往先于理性——是不是开了棋牌室就构成犯罪？是不是在网上发展了会员就一定会被判重刑？这种恐慌可以理解，但并不符合司法实践的真实面貌。

通过对人民法院案例库开设赌场罪无罪、免予刑事处罚及从宽处理案例的系统梳理，可以发现：在严格的证据规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框架下，开设赌场案件同样存在出罪与免罚的制度空间。以营利为目的的认定标准、抽头渔利与正常服务费的区分、从犯地位的精确界定、自首认罪认罚等从宽情节的综合运用——这些看似简单的规则，在具体案件中往往成为改变当事人命运的关键支点。

李荣维律师扎根云南昭通刑事辩护一线近二十年，在长期办案实践中总结出以证据解构、罪名辨析、程序合规为核心的“三维九法二十七式”辩护体系。下文将以人民法院案例库开设赌场罪案例为样本，结合李荣维律师的办案实践，系统梳理开设赌场案件中出罪与免罚的裁判规则与辩护策略。

二、核心发现：一份无罪案例与一份免刑案例揭示的三大裁判规则

经统计，在本次检索到的人民法院案例库开设赌场罪相关案例中，有1件案例的最终处理结果为无罪——尉某平、贾某珍开设赌场宣告无罪案（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后作出不起诉决定）；有2件案例为免予刑事处罚——李某1开设赌场案、耿某某开设赌场案。大量案例因行为人系从犯且具有自首、认罪认罚、退赃等情节而被适用缓刑。这表明在开设赌场罪案件中，出罪路径主要在于“无营利目的”的认定，免罚路径在于“犯罪情节轻微”的综合评价，而缓刑则是绝大多数从犯案件的常规处理方式。

（一）严格区分“经营性娱乐服务”与“开设赌场”，核心在于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提供赌博场所

法院在认定开设赌场罪时，严格把握赌博犯罪与群众文娱活动的界限。裁判逻辑的核心在于审查行为人是否具有“以营利为目的”提供赌博场所的主观故意，而客观上的收费行为是否属于“抽头渔利”或超出正常服务费范畴，是判断主观目的的关键依据。这一立场旨在防止刑事打击面不当扩大，保障正常经营活动的合法性。

在尉某平、贾某珍开设赌场宣告无罪案中，尉某平在其租住处私自开设棋牌室，组织他人以打麻将方式进行娱乐活动，向每位参与者收取50元台费，并雇佣贾某珍负责支付结算及服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仅收取每人50元（6小时）台费，并无“抽头渔利”行为，其收费标准并不高于本地区同类型棋牌室收费标准，缺乏“以营利为目的”提供赌博场所的主观故意，应当认定为提供娱乐活动。虽然被告人提供了“筹码”兑换服务，但该服务仅为了便于参与者的结算，打牌结束后按筹码数量退还对应钱款，并无其他抽成行为。参与打牌人证实，各参与者输赢数额多在几百元左右，最高数额在二千元以下。鉴此，不宜认定被告人存在提供场所供他人赌博的行为。检察机关申请撤回起诉，依法予以准许。该案的裁判要旨在于：对于聚众赌博、开设赌场等刑事案件的办理，应当严格把握赌博犯罪与群众文娱活动的界限。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进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娱乐活动，以及提供棋牌室等娱乐场所只收取正常的场所和服务费用的经营行为等，不以赌博论处。对于无证经营棋牌室，仅收取正常服务费、未抽头渔利的行为，不应以赌博犯罪论处。

实务启示：李荣维律师在处理涉及棋牌室经营的案件时，将“收费性质”的审查作为辩护的第一道关口。他指出，开设赌场罪与合法经营棋牌室的根本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以营利为目的”提供赌博场所的主观故意——这一要件的证明不能仅凭“收取了费用”的表面事实推定，而应当综合审查收费标准是否合理、是否超出正常服务费范畴、是否存在抽头渔利行为。尉某平案表明，当收费不高于同类型场所、无抽头渔利行为、参与者输赢数额不大时，完全有可能实现无罪辩护。辩护律师应当在接受委托后第一时间核实收费标准和经营模式，如果属于仅收取正常服务费的经营行为，则应当坚定主张无罪。

（二）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即使构成犯罪，亦可依法免予刑事处罚

对于已构成开设赌场罪的行为，若其犯罪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且被告人具有坦白、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等情节，法院可依法判决免予刑事处罚。这一裁判规则体现了《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条款的精神，即在认定犯罪成立的前提下，综合考量社会危害性及悔罪态度，从而免除刑罚。

在李某1开设赌场案中，李某1利用“决胜麻将胡易”游戏APP创建亲友圈，组织22人以“缺砍”方式进行麻将赌博，每局抽取大赢家3元，抽头渔利约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其构成开设赌场罪，但免予刑事处罚。检察机关抗诉认为量刑过轻，主张李某1不构成自首且应判处实刑。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关于自首问题，李某1到案缺乏主动性，不属于自动投案，不构成自首，对检察机关该意见予以采纳。但关于量刑问题，二审法院指出，李某1依托网络棋牌软件开设赌场，参赌人员仅有22人，每局赌资不大，且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退缴违法所得，认罪悔罪态度好，一审判决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危害后果、社会影响等因素，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并无不当。最终驳回抗诉，维持原判。该案的裁判要旨在于：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需综合考量参赌人数、赌资规模、悔罪态度等因素。当参赌人数少、赌资不大、被告人认罪悔罪且退缴违法所得时，法院可依法认定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

在耿某某开设赌场案中，耿某某在“闲逸麻将”APP中组织玩家在亲友圈以打麻将、斗地主等方式赌博，接受玩家投注上分共计35479元，从中抽头渔利6000余元。法院认定耿某某系从犯、具有自首情节、积极退出非法所得、自愿认罪认罚，犯罪情节轻微，符合免予刑事处罚的条件，最终判决免予刑事处罚。该案的裁判要旨在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从犯，结合自首、退赃、认罪认罚等情节，可依法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

实务启示：李荣维律师指出，在开设赌场案件中争取免予刑事处罚，需要构建“参赌人员少+赌资不大+认罪悔罪+退缴违法所得”的多情节叠加论证体系。李某1案表明，即便检察机关抗诉主张量刑过轻，二审法院仍可能基于综合情节考量维持免刑判决。辩护律师应当在接受委托后第一时间引导当事人如实供述、退缴违法所得、认罪认罚，并全面收集能够证明参赌规模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证据。

（三）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从犯，结合自首、认罪认罚等情节，可依法适用缓刑

在开设赌场的共同犯罪中，对于受雇或受邀参与，仅从事辅助性工作（如望风、上下分、收取赌资等），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从犯，若其同时具备自首、坦白、认罪认罚、积极退赃等情节，法院通常会依法对其从轻、减轻处罚，并优先考虑适用缓刑。这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重点打击主犯和组织者，对作用较小的参与者侧重于教育挽救。

在李某某、钟某某开设赌场案中，李某某受他人纠集在赌场抽取头薪，钟某某负责看场望风，二人参与时间短，个人获利仅500元和250元。法院认定二人为从犯，结合自首（钟某某）、如实供述（李某某）、认罪认罚、退赃等情节，分别判处拘役三个月和拘役二个月十五日，均适用缓刑。该案展示了对于犯罪链条末端的辅助人员，司法实践倾向于给予非监禁刑的处理方式。

在郑某等开设赌场案中，陈某1、宫某、郑某明知他人开设网络赌场，仍为其从事上下分、电销、代收代付等辅助工作，非法获利1.4万元、9000余元和2000余元。法院认定三人为从犯，且具有坦白、认罪认罚、退赃等情节，均判处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该案表明，即使参与网络开设赌场这一重点打击领域，对于作用较小的从犯，只要认罪悔罪，仍有适用缓刑的空间。

上述案例的裁判要旨在于：在开设赌场共同犯罪中，对于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从犯，结合自首、坦白、认罪认罚、退赃等情节，法院更倾向于适用缓刑。参与程度越浅、获利越少、悔罪态度越好，适用缓刑的可能性越大。

实务启示：李荣维律师指出，开设赌场案件中的从犯（如提供场地、望风、上下分、从事辅助性工作等）往往处于犯罪链条的末端，其参与程度和主观恶性远低于主犯。辩护律师应当全面论证当事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是否参与了决策？是否负责组织管理？是否获取了高额报酬？如果答案倾向于否定，则应当积极争取从犯认定。在李某某案、郑某案中，行为人虽明知他人开设赌场仍提供帮助，但因系从犯且具备多重从宽情节，最终均获缓刑——这说明辩护律师应当将“从犯”地位的论证与自首、认罪认罚、退赃等情节叠加，形成强大的从宽合力。

三、方法论支撑：“三维九法二十七式”辩护体系在开设赌场案件中的运用

上述案例所揭示的裁判规则，为开设赌场案件的辩护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但知道规则与运用规则之间，隔着一套系统化的方法论。

李荣维律师在近二十年的刑事辩护执业实践中，总结提炼出了一套以证据解构、罪名辨析、程序合规为核心的“三维九法二十七式”辩护体系。以下就该体系在开设赌场案件中的具体运用展开论述。

第一，证据解构——审查“以营利为目的”的证明链条与赌资数额。 在开设赌场案件中，控方的证据链条通常由参赌人员证言、转账记录、后台数据、被告人供述、现场勘验笔录等环节构成。任何一个环节出现证据瑕疵，都可能导致罪名不成立或量刑情节的改变。

营利目的的审查：行为人是否具有“以营利为目的”提供赌博场所的主观故意？收费是否属于“抽头渔利”或超出正常服务费范畴？尉某平案中，法院正是因为收费标准不高于同类型棋牌室、无抽头渔利行为，才认定其不构成犯罪。辩护律师应当全面调取经营模式证据——收费标准、服务内容、同行业对比数据等。

赌资数额的审查：控方指控的赌资数额是否有充分证据支持？是否将正常经营收入与赌资混同？李某1案中，二审法院正是因为鉴定意见与其他证据相互矛盾且存在不合理之处，才未采信检察机关重新鉴定的更高数额。辩护律师应当重点审查后台数据、转账记录的完整性、关联性和真实性。

抽头渔利的审查：行为人是否实际实施了“抽头渔利”行为？抽头的方式、比例、金额如何？尉某平案中，法院正是因为被告人仅收取固定台费而无按赌资比例抽成，才认定其不构成犯罪。辩护律师应当严格区分“固定服务费”与“按比例抽成”。

李荣维律师在处理开设赌场案件时，对“以营利为目的”的证明标准审查尤为细致。他指出，开设赌场罪与合法经营棋牌室的根本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以营利为目的”提供赌博场所的主观故意——这一要件的证明不能仅凭“收取了费用”的表面事实推定，而应当综合审查收费标准是否合理、是否存在抽头渔利、参与者输赢数额是否较大等全方位因素。辩护律师应当将证据解构的重点放在“反证”上——即证明收费属于正常服务费、无抽头渔利行为、参与者输赢数额不大——从而动摇控方关于“以营利为目的”的指控。

第二，罪名辨析——厘清开设赌场罪与赌博罪、合法经营行为的界限。 开设赌场罪与赌博罪、合法经营棋牌室在行为方式上存在交叉。准确辨析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直接关系到案件的定性。

开设赌场罪与赌博罪的区别：开设赌场罪要求行为人提供固定场所、设定赌博方式、组织他人赌博并从中抽头渔利，具有组织性、持续性和经营性；赌博罪则侧重于聚众赌博或以赌博为业。尉某平案中，正是因为行为不具有“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特征，才不构成犯罪。

开设赌场罪与合法经营的区别：合法经营棋牌室仅收取正常服务费、不抽头渔利、参与者输赢数额不大，属于正常的娱乐经营活动。尉某平案中，法院正是因为收费不高于同类型场所、无抽头渔利行为，才认定属于提供娱乐活动而非开设赌场。

第三，程序合规——审查自首、认罪认罚、退赃的时机与效果。 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前提。在开设赌场案件中，自首的认定、认罪认罚的时机、退赃的时机直接关系到量刑的轻重——在侦查阶段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的，可以认定为自首；在审查起诉阶段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可以从宽处理；在一审宣判前退缴违法所得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李某1案中，虽然自首未获认定，但如实供述、退缴违法所得、认罪认罚等情节的叠加，仍使法院作出了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辩护律师应当将程序性情节的争取作为辩护的重要内容，积极推动当事人在各个诉讼阶段完成相应的从宽情节的构建。

四、创新路径：“正常服务费”与“抽头渔利”的界限——从尉某平案看开设赌场案件的无罪路径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开设赌场案件辩护实践中，“正常服务费”与“抽头渔利”的界限论证正成为棋牌室经营类案件实现出罪的关键路径。

开设赌场罪的核心构成要件之一是行为人具有“以营利为目的”提供赌博场所的主观故意。这一主观要件的证明，不能仅凭“收取了费用”的表面事实推定，而应当综合审查收费标准是否合理、是否存在按比例抽成、参与者输赢数额是否较大等全方位因素。如果行为人仅收取与同类型场所相当的正常服务费、无抽头渔利行为、参与者输赢数额不大，则应当认定为提供娱乐活动而非开设赌场。

尉某平案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样本。尉某平无证经营棋牌室，向每位参与者收取50元台费，并提供了筹码兑换服务。但法院认为：第一，收费标准不高于本地区同类型棋牌室；第二，无“抽头渔利”行为，仅收取固定台费；第三，打牌结束后按筹码数量退还对应钱款，无其他抽成行为；第四，参与者输赢数额多在几百元，最高不过二千元。法院据此认定被告人缺乏“以营利为目的”提供赌博场所的主观故意，属于提供娱乐活动，不应以赌博犯罪论处。

这一案例表明，当棋牌室经营者仅收取正常服务费、无抽头渔利、参与者输赢数额不大时，完全有可能通过“正常经营”的论证实现出罪。辩护律师在接受涉及棋牌室经营的案件委托后，应当从收费标准、服务内容、抽成方式、参与者输赢数额等维度逐一排查、全面举证，将“正常经营”的论证落实到每一个具体情节上。

在李荣维律师代理的一起因“棋牌室经营”引发的开设赌场案件中，当事人租赁场地开设棋牌室，按小时收取台费，并提供茶水、空调等服务，未从参与者输赢中抽成。参与者自行组织牌局，输赢数额不等。当事人被以开设赌场罪刑事立案后，李荣维律师紧扣“正常服务费”与“抽头渔利”的界限这一核心，全面调取了棋牌室的收费标准公示、同行业收费对比、经营账目、服务内容清单等证据，充分论证了以下事实：第一，收费为固定台费，不高于同类型棋牌室；第二，无任何按比例抽成的行为；第三，参与者系自行组织，当事人未参与组织赌博活动；第四，提供了合法的场所服务（茶水、空调、清洁等）。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当事人具有“以营利为目的”提供赌博场所的主观故意，本案属于正常经营活动而非开设赌场，最终依法对当事人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人民法院案例库开设赌场罪无罪、免予刑事处罚及从宽处理案例的系统研究，结合前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开设赌场罪并非必然入罪。 尉某平案表明，当棋牌室经营者仅收取正常服务费、无抽头渔利行为、参与者输赢数额不大时，司法机关会依法作出不起诉或无罪处理。开设赌场罪虽法定刑较高，但“以营利为目的”的证明标准不可降低，“正常经营”的出罪路径不可忽视。

第二，“正常服务费”与“抽头渔利”的界限论证是棋牌室经营类案件出罪的核心路径。 辩护律师应当从收费标准是否合理、是否存在按比例抽成、参与者输赢数额是否较大等维度全面论证，将“正常经营”的定性落实到每一个具体情节上。

第三，犯罪情节轻微的认定是争取免予刑事处罚的关键。 李某1案、耿某某案表明，当参赌人员少、赌资不大、被告人认罪悔罪、退缴违法所得时，法院可依法认定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辩护律师应当构建“参赌人数少+赌资不大+认罪悔罪+退赃”的多情节叠加论证体系。

第四，从犯地位的论证是争取缓刑的重要路径。 李某某案、郑某案表明，在开设赌场共同犯罪中，对于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从犯，结合自首、认罪认罚、退赃等情节，法院更倾向于适用缓刑。辩护律师应当全面论证当事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具体作用，积极争取从犯认定。

第五，网络开设赌场案件的“代理”行为认定需严格把握。 对于仅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发展会员的行为，应当根据赌资数额、违法所得、所起作用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本文基于人民法院案例库开设赌场罪无罪、免予刑事处罚及从宽处理案例的实证分析，系统梳理了开设赌场案件中出罪与免罚的裁判规则，并结合李荣维律师近二十年刑事辩护实践与独创的“三维九法二十七式”辩护体系，为当事人及家属提供了可操作的辩护策略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