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刑事律师:直播打赏涉嫌诈骗如何辩护

直播打赏型诈骗，关键在于“错误认识”如何认定

诈骗罪的逻辑并不复杂：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被害人因此产生错误认识，并基于这个错误认识处分了财产。直播打赏案件中，最常出现的指控是主播虚构单身未婚人设，和粉丝建立暧昧甚至恋爱关系，诱导粉丝持续刷高额礼物。比如这起案件里，女主播被指控虚构单身人设，三名已婚被害人累计打赏金额达到千万级别。从控方角度看，单身人设是感情投入的前提，没有这个人设，被害人不会刷那么多礼物，这属于典型的虚构事实。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主播从未明确承诺恋爱关系，也未主动编造婚育信息，只是没有主动公开已婚状况，是否等同于刑法意义上的欺骗？这正是控辩双方在第二次开庭时交锋的焦点。

自愿打赏和因欺骗而处分财产，界限在哪里

很多当事人会问，直播打赏不是自愿的吗？主播又没有伸手从粉丝口袋里掏钱。这个理解不能说错，但在刑事案件中，自愿的前提是真实信息的充分获取。如果粉丝是基于一个被设计好的虚假人设才产生情感期待，进而持续大额消费，那么这种自愿就可能被评价为无效。实务中我们团队在分析这类案件时，第一步不是看金额，而是先把双方交往的时间线拉出来，逐段判断哪些话术属于可证明的虚构，哪些只是直播行业的常见包装。比如一个关键细节：如果主播和粉丝之间长期存在线下联系、日常聊天，甚至见过面，那么单纯的婚育信息隐瞒是否足以达到违法所得的程度，就会产生很大的辩护空间。反过来，如果从始至终都是线上话术诱导，没有真实交往基础，控方的举证压力就会小很多。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诈骗数额的计算。这起案件中，控方指控累计骗取约2500万元，而家属称主播实际到手只有300多万元。平台抽成、礼物分成、公会结算等因素，确实会造成指控金额与实际所得之间的落差。诈骗数额一般以被害人实际损失为基础计算，但具体到直播打赏场景，平台抽成部分怎么处理，实务中还有不同观点。如果按照被害人的实际损失来定，金额往往是千万级别；如果扣除平台分成和公会抽成，主播实际所得明显低很多。坦白说，这种金额差距对量刑的影响非常大。我们团队在办理类似案件时，会专门安排时间重新梳理每一笔打赏的资金流向，把平台记录、结算单和银行流水逐一比对。这个工作很琐碎，但往往是控辩双方在金额认定上拉开差距的地方。关于取保候审的具体条件，不同类型的案件标准也不一样，金额认定的变化也会直接影响强制措施的适用。

案件还在审理中，辩护方向如何展开

这类案件目前还在审理阶段，作为辩护律师，最忌讳的就是过早下结论。但可以明确的是，直播打赏型诈骗的辩护重点通常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二是客观上欺骗行为与财产处分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如果主播确实有真实的情感投入，部分交往行为并非纯属虚构，那么全案的定性就可能出现松动的空间。我们团队内部讨论这类案件时，常常会准备两条路径：一条是就构成要件本身做无罪或罪名不成立的论证，另一条是就算构成要件难以推翻，也要在金额上争取更有利的认定。两条路都准备，到了审查起诉阶段才能根据案件情况灵活选择。案件到了检察院，这意味着进入了审查起诉阶段，能做的事情和在侦查阶段完全不同。

刑事案件的黄金辩护期非常短暂，尤其是在杭州。如果你或家人正在拱墅、西湖或滨江区遇到了直播打赏、平台纠纷等方面的刑事风险，不确定下一步该怎么办，可以把情况告诉我。作为一名专注杭州本地刑事案件十八年的律师，我能帮你判断当前最有利的选择。

直播打赏本身不是原罪，但一旦进入刑事程序，靠解释是解释不掉的。家属能做的，是尽快把事实梳理清楚，让专业的人来判断哪些行为可能被认定为欺骗，哪些金额可以被重新计算。案件虽然复杂，但依然有可以主动争取的空间。

律师简介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