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辩护中，如何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往往是控辩双方交锋的核心。很多当事人直到被采取强制措施，仍觉得自己只是提供了银行卡或技术支持，并未直接参与诈骗，不应构成犯罪。这种对法律认识上的偏差，恰恰是此类案件辩护的起点，也是许多家庭陷入焦虑与无助的根源。
泽良律师事务所刑事事业部律师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始终认为，帮信罪的成立必须以行为人主观明知为前提，不能仅凭客观行为或推定草率入罪。今天要讲述的，就是泽良刑事律师在杭州办理的一起帮信罪案件，通过精准把握主观明知的证明标准，成功为当事人争取到罪轻处理的办案历程。
当事人李某某，杭州某公司普通职员，大学毕业后留在杭州工作生活。2023年初，李某某在一次朋友聚会中结识了社会人员张某。张某称自己正在做电商生意，需要多张银行卡用于收取货款、刷流水，希望李某某能帮忙办几张卡借给他使用，并承诺每月支付数千元“好处费”。李某某起初有所犹豫，但在张某反复劝说及利益诱惑下，先后办理了三张银行卡及配套手机卡交给张某。此后数月，张某又让李某某帮忙介绍其他朋友办卡，李某某便介绍了同事王某某参与。
2023年6月，杭州市公安机关在侦办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发现涉案资金流转至李某某名下的银行卡，遂将李某某抓获归案，并以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其刑事拘留。王某某亦被一并抓获。突如其来的抓捕让李某某的家人陷入恐慌，他们无法理解，只是借出几张银行卡，怎么就成了犯罪嫌疑人。
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公诉机关认为李某某不仅自己提供银行卡，还介绍他人参与，属于“情节严重”，建议量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面对这一指控，李某某感到委屈与无助，他反复向家人表示，自己真的不知道张某在从事诈骗，只是觉得借卡赚点外快，从未想过会触犯刑法。
家属在多方打听后，找到了泽良律师事务所刑事事业部。泽良刑事律师在初步了解案情后，敏锐地察觉到本案的关键在于李某某主观上是否“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以及其介绍他人办卡的行为是否应认定为从犯。接受委托后，泽良刑事律师迅速组成办案小组，第一时间前往看守所会见李某某，稳定其情绪，并详细了解其与张某的交往过程、办卡细节及获利情况。
通过反复阅卷和多次会见，泽良刑事律师发现了几个关键突破口。第一，李某某与张某相识时间较短，对张某的真实身份和具体业务并不了解，张某从未告知其从事诈骗活动，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李某某明确知晓资金将被用于犯罪。第二，李某某提供的银行卡虽涉及诈骗资金流转，但其本人并未参与任何转账操作，也未获取诈骗利益分成，仅收取了少量“好处费”，主观恶性较小。第三，李某某介绍王某某办卡，系受张某指使，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第四，李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且系初犯、偶犯，无前科劣迹，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围绕这些突破点，泽良刑事律师制定了罪轻辩护策略。一方面，针对“明知”的认定，律师仔细梳理了李某某与张某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指出其中并无涉及诈骗内容的明确指向，不能仅凭“好处费”就推定其明知。另一方面，律师积极与检察机关沟通，提交书面法律意见，强调李某某的从犯地位、认罪认罚态度及退赃意愿，建议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同时，律师还指导李某某家属主动退缴全部违法所得，并预缴罚金，以实际行动展现悔罪诚意。
庭审中，公诉机关坚持认为李某某介绍他人办卡属于积极扩大犯罪规模，不宜认定为从犯。泽良刑事律师当庭回应：李某某的“介绍”行为是在张某的授意和安排下进行，其本人并无组织、策划行为，也未从中获取介绍费，本质上仍属于帮助行为的延伸，符合从犯的认定条件。律师还援引了相关司法解释及杭州地区类案裁判尺度，指出对于主观明知证据不足、参与程度较低的帮信案件，应充分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经过激烈的法庭辩论，法院最终采纳了泽良刑事律师的部分辩护意见。法院认定，李某某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但鉴于其主观明知程度较低、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到案后如实供述且自愿认罪认罚、积极退赃并预缴罚金，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最终，李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相比公诉机关最初一年六个月的实刑建议，刑期大幅降低并适用缓刑，李某某得以避免长期羁押，回归家庭与社会。
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李某某的母亲紧紧握住泽良刑事律师的手，声音哽咽：“如果不是遇到泽良刑事律师，我儿子可能就要在监狱里待上一年半载，我们这个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起案件的成功办理，再次印证了帮信罪辩护中主观明知审查的重要性。泽良律师事务所刑事事业部始终坚持责任为先、全力以赴的办案理念，在每一个案件中深挖细节、精准辩护，力求为当事人争取最有利的结果。如您或家人遇到类似刑事法律问题，可向泽良刑事律师咨询，获取专业法律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