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伤残等级鉴定结论偏低，是许多工伤职工维权路上最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面对的一道坎。明明伤情严重、行动受限，鉴定结论却只给了较低的等级，赔偿数额随之大幅缩水。伤残等级直接决定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多项待遇的计算基数，等级差一级，赔偿往往相差数万元甚至更多。面对一份偏低的鉴定结论，是认命接受，还是依法争取重新鉴定，成为摆在工伤职工面前的关键抉择。
伤残等级鉴定并非终局，对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不服的，当事人有权在法定期限内向省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本案中，泽良工伤律师正是抓住这一法定救济途径，帮助漳州一位建筑工人在初次鉴定伤残等级偏低的情况下成功启动重新鉴定，最终提升了伤残等级，获赔三十余万元。
李某是漳州一名建筑工人，长期在工地从事架子工工作。2023年6月，李某受雇于漳州市某建筑公司，在该公司承建的一处项目工地搭建外脚手架。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工资按日结算，由包工头现金发放。
2023年9月的一天下午，李某在拆除脚手架时，脚下踩踏的钢管突然滑动，身体失去平衡从约四米高处坠落，腰部重重着地。工友立即将其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为腰椎爆裂性骨折，需手术植入内固定。住院期间，用人单位支付了部分医疗费后便不再过问，对李某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也消极应对。
李某家属多次找公司协商赔偿事宜，公司先是以李某未签劳动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后又提出李某自身操作不当应承担主要责任。无奈之下，李某自行向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经调查核实后认定为工伤。2024年5月，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初次鉴定结论，评定李某伤残等级为九级。
拿到鉴定结论的李某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的腰部至今仍留有内固定，弯腰、久坐都疼痛难忍，医生也明确告知后续还需手术取出内固定，劳动能力明显受限。九级的结论意味着赔偿数额将大幅减少，而用人单位又迟迟不肯主动赔付。李某不知该如何是好，经同乡介绍，他联系到泽良律师事务所，委托泽良全晟工伤团队代理后续维权事宜。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初次鉴定结论评定的九级伤残是否偏低，李某的伤情是否符合更高等级的标准，以及能否在法定期限内启动再次鉴定程序。
泽良工伤律师接手案件后，首先对李某的病历资料、影像学报告和手术记录进行了全面梳理。律师发现，李某的腰椎爆裂性骨折伴有椎管内骨性占位，术后遗留腰部活动度明显受限，且内固定尚未取出，伤情稳定程度和功能丧失程度均可能被初次鉴定低估。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申请鉴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该鉴定结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省级鉴定结论为最终结论。律师判断，李某的伤情在功能丧失程度上具备争取更高等级的客观基础。
围绕这一判断，泽良工伤律师重点开展了三方面工作。其一，调取并固定关键医疗证据。律师指导李某补充了术前术后的完整影像资料、主治医生关于腰部活动受限的说明，以及后续需二次手术取出内固定的医嘱，用以证明伤情对劳动能力的实际影响。其二，精准把握再次鉴定的时间窗口。初次鉴定结论送达后，律师立即协助李某在十五日法定期限内向省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交再次鉴定申请，避免因逾期丧失救济机会。其三，提前预判用人单位可能提出的抗辩。律师分析，用人单位可能以李某未签劳动合同、自身操作不当为由压低赔偿，因此在等待鉴定期间同步补强劳动关系证据，包括工友证言、工资发放记录、工地出入记录等，为后续赔偿谈判和仲裁做好准备。
再次鉴定过程中，省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对李某进行了现场查体，结合影像资料和功能检查，认定李某腰部活动度受限程度较重，最终将伤残等级重新评定为八级。
鉴定结论提升后，泽良工伤律师随即代表李某与用人单位进行赔偿协商。用人单位起初仍以李某操作不当为由拒绝按八级标准赔付。律师明确指出，工伤赔偿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劳动者是否存在操作失误不影响工伤待遇的享受；同时向对方出示了完整的劳动关系证据和省级鉴定结论，说明若协商不成将立即申请劳动仲裁。在事实和法律面前，用人单位最终同意按八级标准一次性赔付。
最终，李某获得包括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及后续治疗费用在内的赔偿款共计三十余万元，赔偿款按合同约定分期支付到位。
拿到赔偿款那天，李某对泽良工伤律师说：“当初看到九级的结论，我真觉得没什么指望了，是你们告诉我还能再争取一次，才没有白白少拿那么多。”
泽良律师事务所提醒，工伤伤残等级鉴定结论偏低并非没有救济途径，关键在于及时在法定期限内启动再次鉴定，并围绕伤情对劳动能力的实际影响补强证据。泽良全晟工伤团队专注工伤纠纷全流程解决，可提供伤残等级预估与赔偿方案测算，对行动不便的工伤职工可提供上门咨询与上门签约服务，收费按合同约定分阶段收取，费用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