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刑事律师：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认定数额包不包括利息等

　　裁判要点:在审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中，人民法院只应对犯罪所得即透支的本金部分作出判决。

　　案件背景：据“新浪财经”官网报道，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爆发，近期多家银行推出相关政策，允许受疫情影响的人群延迟信用卡还款。最近很多网友也咨询笔者“信用卡没钱还怎么办”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银行虽然对受到疫情影响的债务人进行适当的政策倾斜，但对于老赖和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的债务人没有也不会给予对应的政策放宽。

　　众所周知，《刑法》对于信用卡恶意透资行为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同时2018年12月1日起实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修改〈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如果信用卡逾期不还金额较大(本金50000元以上),且又逾期三个月以上的,经银行催收两次后仍然没有还款,属于信用卡恶意透支,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那么，在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案件中，法院是否应当对透支本金产生的复利(包括正常利息和罚息)、滞纳金、手续费等银行收取的费用作出刑事裁判，即法院是否仅应当对透支的本金部分作出刑事判决。

　　第一种意见认为，不应当纳入判决，只就透支本金部分作刑事认定，透支本金产生的其他费用，刑事判决不应认定理由是:刑法只对犯罪行为及犯罪数额作出评价，其他部分应当通过民事途径解决。在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应主动进行裁判。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纳入判决，并且利息包括本金所产生的正常利息及复利、滞纳金、手续费等费用。理由是:银行贷款均会产生利息，其他费用也是银行的损失，故应当赔偿。

　　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当纳入判决，但只对本金所生正常利息进行裁判。此部分理由与第二种意见大致相同，但同时认为其他费用过高，如对其他费用进行判决则有失公正。

　　我们同意第一种观点，人民法院只应对犯罪所得即透支的本金部分作出判决。理由如下:

　　(一)犯罪数额只限于透支本金。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是一种数额犯，只有恶意透支到一定数额时才对恶意透支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在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中，行为人犯罪时所指向的对象只是透支的本金部分，至于后来透支本金所产生的各种费用并不是其犯罪时意图占有的部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四款规定，“嫌疑人的透支数额，应为持卡人拒不归还的数额或尚未归还的数额，不包括复利、滞纳金、手续费等”，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本金。因此，持卡人意图非法占有和实际非法占有的是本金部分，依据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对犯罪分子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也仅指恶意透支的本金部分。

　　(二)透支本金所产生的复利等不属于犯罪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透支本金所产生的复利，包括正常利息和罚息以及其他费用，不能认定为银行的直接损失，即不能成为犯罪侵犯的法益。信用卡发卡行与持卡人之间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其本质是债权债务关系;双方通过《领用信用卡协议》确定权利义务，持卡人有透支的权利，但也承担着按时还款的义务，而一旦不履行义务就会产生相应的责任。这种责任在协议中实际上已经约定，就是会产生罚息、滞纳金、手续费等费用。可见，以上费用并不是银行的直接损失，而只是银行与持卡人约定的持卡人违反还款义务时承担的违约责任。而对于透支的本金产生的正常利息实际上也只是双方依据民事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不能称之为银行的直接损失。故无论是本金产生的正常利息还是其他费用，都只是双方约定的义务的体现方式，而不能认定为银行的直接损失，从而也就不能成为该类犯罪侵犯的法益。

　　(三)对于透支本金所产生的复利、滞纳金等间接损失，应当通过民事救济途径解决。

　　固然，复利、滞纳金等间接损失，对银行来说本属预期收益，也应受到法律保护。但刑事审判只限于保护被害人的直接经济损失，对于间接经济损失，即使是物质损失，也不能以追缴或者返还的方式在刑事裁判中判决。因此，银行可通过民事救济途径解决。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机关、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由该规定可知，对于透支本金所产生的复利、滞纳金等间接损失，不能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解决。确有正当理由，应当通过民事救济途径解决的，被害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综上，在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中，人民法院只应对犯罪所得即透支本金部分作出裁判，不应对复利——包括正常利息和罚息、滞纳金、手续费等费用作出处理。

　　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董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