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典型的故意犯罪，主观上的“明知”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核心要件。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常通过司法解释规定的推定规则认定行为人“明知”，但此类推定并非绝对，辩护人可通过客观证据反证行为人主观上的“不明知”，从而实现无罪或罪轻辩护。
一、主观故意的法律边界与推定规则
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本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过失不构成犯罪。这里的“明知”不仅指行为人明确知道食品中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还包括“应当知道”的推定情形。
2022年新修订的司法解释第十条细化了“推定明知”的情形，包括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以明显低于市场价进货、曾因同类行为被处罚等，使得司法机关的推定标准更具操作性。但需注意，推定规则的本质是“事实推定”，允许行为人提出反证推翻。例如在孙某案中，法院认为，孙某作为蔬菜经销商，未获取豆芽质检合格证的行为，不足以直接推定其明知生产者添加了违禁的“4-氯苯氧乙酸钠”，最终改判无罪；在田某某案中，法院同样以“仅凭未获取保健食品批准证书不足以认定明知”为由，撤销了原审有罪判决。
二、无罪辩护的核心：反证“不明知”的实务策略
在新司法解释框架下，辩护人需从以下维度构建“不明知”的证据体系，推翻控方的推定：
（一）证明行为人已履行合理注意义务
注意义务的履行程度应与行为人的认知能力、行业地位相匹配。若行为人能提供以下证据，可证明其主观上无故意：
1. 完备的交易手续：如正规的采购合同、进货凭证、供应商资质文件等，证明交易流程符合行业惯例；
2. 主动的核实行为：包括要求供应商提供产品检测报告、实地考察生产环节、自费委托第三方机构鉴定等，体现其对产品合规性的审慎态度；
3. 行业认知的局限性：若涉案违禁成分是新型物质，且专业检测机构需通过非常规手段才能检出，可主张该成分超出普通经营者的认知边界，行为人无法预见。
（二）证明对上游存在合理信赖
若上游供应商具备合法资质、长期合作历史，且曾提供过合格的产品检测报告，行为人基于此信赖购进产品，应认定为“合理信赖”，而非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例如在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中，辩护人以“上游供应商提供了形式完备的检测报告，柳某某已尽到注意义务”为由，成功为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
（三）证明“明知”不符合生活常理
结合行为人的从业经历、收入水平、产品销售模式等，若“明知有毒有害仍销售”的推定与常理相悖，可削弱控方的证据链条。例如，若行为人以市场价进货、正常价格销售，无明显牟利动机，且产品包装、外观均无异常，可主张其主观上不可能预见食品存在问题。
三、从“十年改判一年”看辩护的实操效果
章福阳律师承办的一起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中，一审法院以“推定明知”为由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10年6个月，二审通过以下辩护策略实现改判：
1. 提交完备的交易证据：包括采购合同、付款记录、供应商的资质文件，证明被告人的进货流程完全合规；
2. 构建“不明知”的常理逻辑：被告人作为普通经销商，不具备检测违禁成分的专业能力，且产品价格符合市场水平，无刻意规避监管的行为；
3. 结合羁押现状的量刑协商：考虑到被告人已羁押近一年，二审法院在认同无罪辩护逻辑的基础上，以“量刑与羁押期限平衡”为由改判有期徒刑1年，实质上变相采纳了无罪观点。
四、辩护中的心理疏导与策略平衡
实践中，被告人坚持“不明知”的辩解常被视为“不认罪”，可能影响量刑。因此，辩护人需在坚持事实的基础上，引导被告人保持理性态度，避免因情绪对抗加重处罚。同时，可结合案件证据，在无罪辩护的同时提出罪轻辩护的备选方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平衡。
结语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主观故意认定，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与争议点。辩护人需精准把握推定规则的边界，通过客观证据构建“不明知”的合理怀疑，才能有效推翻控方的指控。在新司法解释的背景下，更需强化证据收集意识，从交易流程、注意义务、认知能力等多维度切入，为当事人争取最有利的辩护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