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储博刚律师，毕业于安徽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学会会员，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亚太刑事业务中心毒品犯罪辩护部副主任，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导师，合肥市律师协会公益法律服务团成员
前言：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此后“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该制度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从宽幅度、审前程序、量刑建议等作出了系统性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适用于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适用。但“可以”适用并非一律适用，认罪认罚后是否从宽，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但问题随之而来：在哪个阶段认罪认罚，效果最好？答案的原则性表述早已成为一种“业内常识”：主动认罪优于被动认罪，早认罪优于晚认罪，彻底认罪优于不彻底认罪，稳定认罪优于不稳定认罪。但在司法实践中，“越早越好”并非无条件的铁律，“越早”也意味着信息越不对称、风险越集中。
一、制度底层逻辑：为什么“越早越宽”？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价值之一，在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主动认罪，能够大大减轻侦查机关的取证压力，降低司法成本，更容易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因此，从宽幅度的大小，本质上与“认罪对查明案件事实的价值”和对司法资源的节约程度挂钩。《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应当区别认罪认罚的不同诉讼阶段、对查明案件事实的价值、罪行严重程度等，综合考量从宽的限度和幅度。 基于这一逻辑，制度设计中形成了广为流传的“321”阶梯式从宽量刑机制：在侦查阶段认罪，最多可减少基准刑的30%；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罪，最多可减少基准刑的20%；在审判阶段认罪，最多可减少基准刑的10%。这一机制是“认罪越早、从宽越多”理念的具体化，让从宽尺度成为可视化的标准，对当事人和律师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此可见，单纯从从宽幅度来看，侦查阶段认罪认罚的效果最好，审查起诉阶段次之，审判阶段最差，但这一结论需要在具体场景下进行修正。
二、各阶段认罪认罚的比较分析
（一）侦查阶段：幅度最大，但风险最高
1、制度优势
侦查阶段认罪认罚的核心优势在于从宽幅度最大。《指导意见》第16条第1款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认罪认罚的，主刑从宽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司法实践中，侦查阶段最高可减让基准刑的30%，尤其在刑事拘留后37日内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是最理想的时机窗口。此外，侦查阶段认罪认罚还可能带来程序上的重大利好。认罪认罚是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的重要考虑因素，侦查阶段认罪认罚，可以在“黄金救援期”（拘留至审查批捕期间）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如取保候审）提供有利依据，甚至为撤销案件创造条件。
在厦门集美区的司法实践中，一起容留卖淫案的两名被告人罪责、情节、作用均相当，唯一区别在于一人于侦查阶段认罪，另一人直到开庭才认罪——前者减让基准刑的25%，后者仅减让10%，宣告刑相差两个月，这一案例直观说明了阶段差异对量刑的实质影响。
2、主要风险
然而，侦查阶段认罪认罚存在显著风险：第一，信息不对称。侦查阶段律师尚未阅卷，对全案证据状况缺乏全面把握，此时引导当事人认罪认罚，存在“盲目认罪”的风险。如果案件本身存在证据不足、定性争议等问题，过早认罪可能使当事人丧失了无罪辩护的机会；第二，核实证据困难。侦查阶段的讯问环境、同步录音录像的完整性等，均可能影响认罪自愿性的认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次数有限，难以对每一次讯问进行全面把控；第三，量刑协商空间有限。侦查阶段公安机关的主要职责是调查取证，并非量刑协商的主体，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认罪认罚更多是事实层面的供述，量刑建议的确定需等到审查起诉阶段。
3、律师策略
在侦查阶段，律师的核心工作不是盲目推动认罪，而是要完成三项任务：一是尽快会见，了解案件基本事实和当事人陈述；二是根据已知信息初步评估认罪认罚的利弊；三是在条件具备时，积极与侦查机关沟通，将认罪认罚作为争取变更强制措施的依据。侦查阶段的策略核心在于评估是否认罪，而非如何进行量刑协商-。 需要注意的是，侦查阶段的认罪认罚并不需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具结书的签署在审查起诉阶段），但应在讯问笔录中如实记载，并由律师做好相关记录，为后续阶段的量刑协商奠定基础。
（二）审查起诉阶段：量刑协商的“主战场”
1、制度定位
审查起诉阶段是认罪认罚制度运行最为充分的阶段，有观点明确指出，认罪认罚案件控辩双方量刑协商的主战场是审查起诉阶段，双方达成合意的量刑建议基本确定了案件的处理结果，这一判断对于律师的实务操作至关重要。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院是量刑建议的提出主体，律师在此阶段可以通过阅卷全面了解案件证据情况，在此基础上就是否认罪、认哪些事实、认什么罪名、接受何种量刑建议等问题，与检察官进行充分的控辩协商，完成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署。
2、从宽幅度与叠加效应
审查起诉阶段认罪，从宽幅度一般为基准刑的20%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幅度可以与其他法定从宽情节叠加适用：自首：最多可减少基准刑的40%，与认罪认罚叠加时，总体从宽幅度更大；全额退赃退赔：可额外增加5%-10%的从宽幅度，经济犯罪叠加后总减刑一般不超过40%；刑事和解：可额外增加5%-15%，轻伤害案件和解可突破部分上限；立功：提供关键破案线索可额外增加10%-20%的从宽幅度。
3、程序选择与不起诉机会
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具有两项侦查阶段不具备的优势：其一，检察院在这一阶段可以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适用速裁程序或简易程序，大幅缩短诉讼周期；其二，对于轻罪案件，检察院在认罪认罚基础上，结合退赃退赔、刑事和解等因素，可以作出相对不起诉或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这是审查起诉阶段独有的“终局性利好”。此外，随着企业合规改革的推进，涉罪企业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并完成合规整改的，可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这一机制已在最高检第二批试点中扩大至61个地区。
4、律师策略
审查起诉阶段是律师工作的重心所在，律师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全面阅卷，精准研判。阅卷后，律师应就案件的事实、证据、定性进行全面分析，判断是否存在无罪辩护空间、是否存在罪名变更空间、证据链是否存在薄弱环节；
第二，量刑协商，精准谈判。律师应主动与检察官就罪名、量刑进行协商，了解量刑建议形成的过程，知道“怎么谈、谈什么”。协商过程中，律师应充分呈现有利于当事人的量刑情节，包括自首、立功、退赃退赔、被害人谅解等；
第三，变更强制措施。对于侦查阶段未认罪认罚的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可以认罪认罚为由申请变更强制措施；
第四，审查具结书的合法性与自愿性。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律师必须在场，确保当事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和合法性。律师未在场的具结书无效。 审查起诉阶段是在信息相对充分的情况下，实现从宽幅度、程序利益和风险控制三者平衡的最佳阶段。
（三）审判阶段：从宽幅度最小，但仍有空间
1、从宽幅度
审判阶段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通常最小，一般不超过基准刑的10%。根据《指导意见》，被告人在审判阶段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在前述基础上可以适当缩减。 需要注意的是，审判阶段内部同样存在“阶梯”：法院开庭前认罪的从宽幅度（约15%）高于庭审中认罪的从宽幅度（约10%）。因此，即便在审判阶段，也应当尽可能在开庭前完成认罪认罚，而非等到庭审当日“当庭认罪”。
2、当庭认罪的特殊性
被告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没有认罪认罚，但当庭认罪、愿意接受处罚的，仍然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当庭认罪的从宽幅度虽然有限，但结合庭上的悔罪表现如诚恳道歉、指认同案犯、积极退赔等，仍有可能争取到一定的从宽处理效果。
3、律师策略
审判阶段的律师工作重心不在于“是否认罪”，而在于如何在已经较晚认罪的条件下，最大化当事人的悔罪表现，争取从宽处理。律师应引导当事人在庭审中展现真诚悔罪态度，结合退赃退赔、被害人谅解等情节，向法庭全面呈现从宽处理的依据。
（四）二审阶段：可适用但应审慎
1、制度规定
根据《指导意见》，被告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认罪认罚，在第二审程序中认罪认罚的，二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认罪认罚的作用决定是否从宽，确定从宽幅度时应当与第一审程序认罪认罚有所区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55条第2款进一步规定，对认罪认罚案件，应当根据被告人认罪认罚的阶段早晚以及认罪认罚的主动性、稳定性、彻底性等，在从宽幅度上体现差异。
2. 实践争议
关于二审阶段能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践中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二审阶段启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很难保证节约司法资源的目标得以实现，甚至可能导致上诉率上升、消耗司法资源、审判重心后移，严重违背认罪认罚制度的设立初衷；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二审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对前置诉讼环节的必要补充，给予上诉人在二审阶段真诚认罪悔罪的机会，具有多重积极意义。
总体而言，二审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不应超过一审环节，二审认罪认罚更多体现在“弥补性”价值，例如通过积极赔偿被害人、退赃退赔、缴纳罚金等方式体现悔罪态度，争取一定程度的从宽处理。
3、律师策略
对于一审未认罪认罚的案件，律师在上诉后应重新评估案件，如果一审判决在量刑上已属较重，二审认罪认罚结合退赃退赔、积极赔偿等情节，可以为当事人争取一定的从宽空间。但律师应当充分告知当事人，二审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有限，且存在不被采纳的风险。
三、何时认罪认罚效果最好？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从以下维度得出结论：
从从宽幅度维度看，侦查阶段（最高30%）> 审查起诉阶段（最高20%）> 审判阶段（最高10%）。单纯追求量刑优惠最大化，侦查阶段是理论上的最佳选择。但这一结论成立的前提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不存在无罪辩护空间。从风险收益平衡维度看，审查起诉阶段是大多数案件的最优选择。在此阶段，律师已经完成阅卷，能够对案件证据进行充分评估；检察院是量刑建议的提出主体，控辩双方可以就罪名、量刑进行充分协商；同时还可以争取不起诉的机会，实现比量刑减让更大的程序性利益。
从终局性效果维度看，审查起诉阶段同样最优——能够实现不起诉结果的，只有审查起诉阶段可以做到，这是其他任何阶段都不具备的制度红利。
从极端场景维度看，审判阶段认罪认罚是在丧失前两个阶段机会后的最后补救。二审阶段认罪认罚的效果最差，但在一审判决明显偏重、有新的事实和情节可以呈现的情况下，仍然值得考虑。
四、特别提示
认罪认罚的风险防控 无论在哪个阶段认罪认罚，都应高度关注以下风险：
第一，自愿性保障。认罪认罚必须以自愿为前提，如果存在威胁、引诱、欺骗等情形，律师应当及时提出异议，必要时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第二，具结书的效力。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律师必须在场，这是具结书合法性的必要保障，律师应当确保当事人在签署前充分理解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
第三，认罪不等于放弃辩护。对部分事实存在异议的，当事人仍可在整体认罪的基础上提出合理辩解，在特定情形下，即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律师仍可在一定限度内进行无罪辩护或罪轻辩护，但需注意辩护策略与认罪认罚之间的逻辑关系处理；
第四，量刑建议的调整。如果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当事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检察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法院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也可建议检察院调整，调整后仍然不当的，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
五、结语
认罪认罚的时机选择，本质上是在从宽幅度和风险控制之间寻求最优平衡，综合制度设计和实践经验，可以总结出以下操作路径：
侦查阶段：以评估为核心，律师应尽快会见、了解案情，初步判断是否具备认罪认罚条件，条件具备时，积极利用认罪认罚争取变更强制措施，为后续阶段的量刑协商奠定基础。但不要急于求成——信息不充分时的认罪，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不利后果。
审查起诉阶段：以协商为核心，这是律师工作的重点阶段，全面阅卷后，与检察官就罪名、量刑进行充分协商，争取最优的量刑建议，在条件具备时争取不起诉。这是大多数案件中实现“最优从宽效果”的黄金窗口。
审判阶段：以补救为核心，在丧失此前机会的情况下，尽可能在开庭前完成认罪认罚，结合庭上的悔罪表现争取从宽处理。
二审阶段：以审慎为核心，评估一审判决的问题所在，结合认罪认罚与其他从宽情节，在有限的从宽空间内争取有利结果。
简而言之，审查起诉阶段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的核心环节，是律师开展量刑协商、实现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主战场，刑事律师应当将辩护重心前移至此，在充分掌握证据信息的基础上，精准判断、主动协商，为当事人争取最优的处理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