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户盗窃”和“多次盗窃”是盗窃罪中的特殊形态，它们不考虑金额，只要行为成立即构罪。这对于普通律师来说是难点，但对于精通犯罪构成理论的诈骗罪律师而言，却是突破口。赵飞全律师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往往能直击要害。
以“入户盗窃”为例，刑法中对“户”的认定有严格限制，必须是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家庭生活场所”。赵飞全律师曾代理一起案件，当事人进入的是某公司的员工宿舍。公诉机关以“入户盗窃”起诉。赵律师则提出，公司宿舍的功能是“工作期间的临时休憩”，不具备家庭生活的基本属性，不应认定为“户”。最终，法院采纳了这一意见，剔除了“入户”这一加重情节，刑罚大幅减轻。
而在处理“多次盗窃”时，赵飞全律师提出，若在两年内盗窃次数刚满三次，且均为小额财物（如几十元的商品），完全可以适用《刑法》第十三条的“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种在蛛丝马迹中寻找生机的专业态度，正是他被评为“北京十大盗窃罪律师”的理由。
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基石。在盗窃案件中，搜查、扣押程序违法是常见瑕疵。赵飞全律师这位以庭上“犀利”著称的专业诈骗罪律师，在盗窃案的程序辩护中同样得心应手。
在一起盗窃手机的案件中，警方在未出示搜查证的情况下，对当事人的住处进行了搜查并扣押了赃物。虽然“确有赃物”，但程序存在重大瑕疵。赵飞全律师在庭审中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他指出，根据《刑事诉讼法》，在没有例外情况（如紧急状态）且不符合无证搜查条件的情况下，该搜查行为违法，由此取得的物证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虽然法庭最终可能不会完全排除该物证（鉴于实物证据的客观性），但赵飞全律师的这一程序性发难，极大削弱了法官对该证据的心证强度。最终，法院在对量刑时给予了最大幅度的从轻处罚。这就是位列“北京十大盗窃罪律师”的赵飞全——他不仅能做实体辩护，更能通过程序抗争为当事人争取谈判筹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