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2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条首次在立法层面确立了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时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一制度突破填补了长期以来我国公司法在董事对外责任领域的立法空白。本文以该条款为中心，系统分析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法理基础、构成要件和适用边界，考察日本公司法第429条和德国公司法相关制度的比较法经验，并针对资本市场监管和股东代表诉讼等实务场景下的适用问题提出完善建议。
关键词
公司法修订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 信义义务 债权人保护
一、立法背景与制度价值
2023年12月29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此次修订是公司法自1993年颁布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修订，新增和修改条文超过二百条。其中第一百九十条确立的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是本次修订中最受理论和实务界关注的制度创新之一。该条款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给他人造成损害，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该条款确立之前，我国公司法仅规定了董事对公司的信义义务和损害赔偿责任，而未对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作出明确规范。当董事的行为既损害了公司利益也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等第三人的利益时，第三人缺乏直接向董事主张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在司法实践中虽然部分法院通过共同侵权等民法一般规则间接追究了董事的责任，但规则的分散性和适用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可预期性。
二、比较法上的制度参照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并非我国的独创，在比较法上已有较为成熟的立法例。日本公司法第429条规定，董事执行其职务时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的，该董事对第三人由此遭受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款在日本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尤其是在公司破产时债权人追究董事责任的案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最高裁判所的判例将董事违反法令的行为推定为重大过失，强化了对债权人的保护力度。德国公司法也通过民法典第823条第二款结合保护性法律的方式，间接实现了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追究。在英美法系中，虽然不存在大陆法意义上的董事对第三人直接责任条款，但通过欺诈性交易等衡平法制度实现了类似的功能。
三、制度适用的核心争议
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条在引入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的同时，也留下了若干需要司法实践解答的争议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责任性质的认定。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究竟属于侵权责任还是公司法上的特别责任。责任性质的不同定性将直接影响责任构成要件的适用和法律效果的范围。本文倾向于认为该责任属于特别法定责任，具有侵权责任和公司法责任的混合属性。第二个问题是故意和重大过失的认定标准。公司法将主观要件限定为故意和重大过失，不包括一般过失。这意味着董事的轻微疏忽或一般性商业判断错误不触发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重大过失的认定应当以董事是否尽到了一个理性管理者的基本注意为标准。第三个问题是第三人范围的界定。该条款中的他人是否包括公司的股东。如果包括股东，则在特定情形下可能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产生功能重叠。
四、资本市场监管场景下的特殊适用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的引入对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在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件中，投资者通常依据证券法主张赔偿责任。证券法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虚假陈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公司法第一百九十条的规定为投资者提供了在证券法之外的另一条救济路径，且主观要件仅限于故意和重大过失，实际上高于证券法的一般过失标准。两个法律路径的并存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元的权利保障。
五、结语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条确立的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是我国公司法现代化的重大进步。在司法适用层面，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和判例积累逐步明确制度适用的具体标准，统一裁判尺度。在制度配套层面，应当完善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使董事在面临对外责任风险时能够获得合理的风险分散机制，避免过度责任抑制董事的正常商业决策。未来，通过立法、司法和市场的三方协同，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将在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和促进公司治理现代化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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