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新规视域下刑事实体辩护的边界重构与路径探析
上海靖霖（济南）律师事务所 王之虎
摘要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全国刑事司法领域的深度普及与最新配套新规的修订落地，传统司法实践中根深蒂固的“认罪无辩、认罚无抗”的片面认知被彻底颠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核心依托，核心价值在于实现司法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升案件办理质效，但制度适用绝不以牺牲当事人辩护权、舍弃个案实体公正为代价。新修订的配套规则，清晰界定了认罪、认罚的法定内涵与适用边界，细化了量刑建议纠错标准，完善了认罪认罚自愿性的程序保障机制，为认罪认罚场景下的刑事实体辩护提供了明确、合法的制度依据。
在当事人自愿承认核心犯罪事实、真诚悔罪的基础上，辩护人依然可以依法开展专业化实体辩护，有效破除机械司法带来的辩护壁垒。结合新规司法适用规则，认罪认罚案件的实体辩护可聚焦罪名定性、罪数与犯罪形态、量刑情节适用、刑罚方式选择四大核心维度精准发力。同时通过构建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全诉讼阶段的一体化辩护模式，厘清实务认知误区、规范辩护尺度，在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从宽处罚权益的基础上，严守案件实体公正底线，实现认罪认罚案件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
认罪认罚新规；实体辩护；量刑抗辩；罪名辩护；刑事辩护实务
一、引言
历经多年司法试点与实践打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然成为我国刑事诉讼体系中常态化、规范化的核心制度，深刻改变了传统刑事辩护的模式与逻辑。为解决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适用乱象，比如片面将认罪认罚等同于全盘认可指控、签署具结书后禁止抗辩、量刑建议僵化不可调整、合法辩护被认定为悔罪态度不佳等问题，最新认罪认罚配套新规对制度适用规则进行了系统性优化，重新界定了认罪认罚与辩护权行使的法律关系。
长期以来，刑事辩护实务与司法裁判中存在显著认知偏差。多数办案机关及部分辩护人固化认为，案件一旦适用认罪认罚程序，辩护工作便仅剩形式化流程，辩护人不得针对罪名定性、法律适用、量刑幅度提出异议，否则会直接缩减被告人从宽幅度，甚至产生加重刑罚的风险。这种错误的适用逻辑，直接压缩了认罪认罚案件的合法辩护空间，导致诸多案件出现罪名适用错误、量刑尺度失衡、法定情节遗漏、罪数认定不当等实体问题，违背了认罪认罚制度“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立法初衷。
实质上，认罪认罚的核心内核是当事人对主要客观犯罪事实的认可与悔罪，而非对司法机关全部法律评价、指控结论、量刑意见的无条件接受。新规的出台，从制度层面明确区分了事实自认与法律抗辩的边界，肯定了“认事实、辩法律”的合法性。在当前全新的司法规则体系下，如何精准解读新规精神、厘清实体辩护合法边界、找准全流程辩护切入点，在合作式司法框架内开展有效实体抗辩，既保障当事人从宽权益，又坚守个案公平正义，是当下刑事辩护工作必须深耕的核心课题。
二、规则革新：认罪认罚新规赋予实体辩护合法制度空间
最新认罪认罚配套规定，从认罪标准、认罚边界、量刑纠错、程序保障四个维度完成制度革新，彻底打破“认罪认罚排斥实体辩护”的固有思维，为辩护人开展精准实体辩护筑牢制度根基。
（一）细化认罪认定标准：事实认可为核心，细节异议不影响认罪效力
新规对“认罪”的法定认定标准作出实质性细化，明确认罪的成立，仅要求被告人自愿承认案件主要、核心犯罪事实。对于案件次要细节、危害程度大小、因果关系强弱、行为情节轻重等非核心事实存在合理异议，或是对案件法律定性存在不同认知，均不影响认罪的法定认定。
这一规则革新，从根本上纠正了实务误区。认罪认罚制度不要求当事人全盘照搬侦查、检察机关的指控内容，更不禁止当事人及辩护人对非核心事实与法律适用提出异议。换言之，客观事实自认、法律评价抗辩，是新规明确保护的合法辩护行为，不会否定被告人的认罪态度，更不会剥夺其依法从宽处罚的资格，为后续罪名定性辩护、法律适用抗辩提供了制度前提。
（二）重构认罚边界内涵：接受终局裁判为底线，合法量刑抗辩不属于拒罚
过往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对“认罚”的过度限缩解读，将认罚等同于完全认可检察机关指控罪名、量刑建议及全部诉讼意见，一旦辩护人提出量刑异议或定性抗辩，便直接认定被告人“不认罚、无悔罪诚意”，进而取消从宽待遇。
新规彻底纠正了这一程序滥用问题，明确认罚的本质是自愿接受人民法院的最终生效裁判结果，而非盲从检察机关的阶段性指控与量刑建议。当事人及辩护人针对罪名定性错误、量刑畸重畸轻、法律适用错误等问题提出的专业抗辩，是刑事诉讼法赋予的法定辩护权利，不属于拒不认罚、悔罪不实的情形。司法机关不得以当事人行使合法辩护权为由，缩减从宽幅度、否定认罪认罚效力，为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抗辩、定性辩护扫清了制度障碍。
（三）明确量刑不当认定标准，赋予实体量刑抗辩裁判依据
针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僵化、同案不同判、量刑建议缺乏监督的实务难题，新规详细列举了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具体情形，涵盖基准刑计算错误、法定量刑情节遗漏、同案量刑显著失衡、法律适用错误、附加刑适用不当、量刑尺度畸轻畸重等司法高发问题。同时新规强化了人民法院的实质审查职权，明确法院对认罪认罚案件并非形式审查，对于明显不当的量刑建议，必须依法行使审判权予以调整、纠正，不受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和具结书内容的约束。这一规定为辩护人开展精准量刑辩护提供了明确的裁判依据，辩护人可依托量刑指导意见、类案检索报告、案件情节梳理，依法对瑕疵量刑建议提出异议，推动实现罪刑相适应的裁判结果。
（四）完善程序保障机制，为实体辩护提供程序兜底
新规建立了认罪认罚具结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辩护人优先在场见证、认罪自愿性合法性全程审查等刚性程序制度。通过规范化的程序约束，杜绝了胁迫认罪、诱导认罚、违规签署具结书、限制辩护权等程序违法行为，最大限度保障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基础，完善的程序规制，既从源头规避了瑕疵案件的产生，也为辩护人后续开展实体抗辩、权利救济、纠错辩护提供了完整的程序支撑，实现了程序保障实体、规则赋能辩护的制度效果。
三、精准落地：认罪认罚案件实体辩护四大核心路径
依托新规制度优势，认罪认罚案件的实体辩护不再是传统的对抗式辩护，而是合作司法框架内的精准化、专业化、精细化抗辩。结合司法实务经验，可从四大维度构建完整的实体辩护体系，最大化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一）罪名定性辩护：坚守认事辩法，精准区分此罪与彼罪
罪名定性是决定案件量刑区间、处罚轻重的核心前提，也是认罪认罚案件最核心的辩护突破口。在当事人认可案件客观行为与主要事实的前提下，辩护人无需放弃定性辩护，应当严格依托犯罪构成要件，开展精准法律辨析。
司法实务中，大量刑事案件存在行为外观相似、罪名边界模糊的问题，如帮信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等高频争议罪名。辩护人可通过对比两罪的犯罪客体、主观故意、客观行为、入罪标准、危害后果，精准论证案件应当适用处罚更轻的罪名，推翻检察机关的重罪指控。
同时，对于案件存在主观无犯罪故意、被害人过错、正当防卫、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等无罪或轻罪事由的案件，即便当事人作出概括性认罪表态，辩护人仍可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依法开展罪与非罪、重罪转轻罪的辩护，杜绝机械定罪、强行入罪，守住案件实体公正底线。
（二）罪数与犯罪形态辩护：厘清法律关系，优化刑罚裁量结果
罪数认定与犯罪形态甄别，是认罪认罚案件中极易被办案机关忽视的辩护要点，也是降低刑罚尺度的重要抓手。实务中，检察机关常常存在未精准区分一罪与数罪、重复评价犯罪行为、错误认定犯罪既遂形态等问题。
辩护人应当全面梳理案件法律逻辑与行为脉络，精准甄别想象竞合犯、牵连犯、吸收犯、事后不可罚行为等法定罪数形态，对于符合从一重罪处罚条件的案件，坚决提出不数罪并罚的辩护意见，避免过度追责、重复处罚。与此同时，全面核查案件是否存在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等未完成犯罪形态。该类情节属于独立的法定从宽处罚事由，可与认罪认罚从宽待遇叠加适用，能够有效降低案件基准刑，是性价比极高、司法认可度极强的核心辩护要点，应当作为认罪认罚案件的常规辩护重点。
（三）量刑情节辩护：构建完整情节体系，实现量刑精准纠偏
量刑辩护是认罪认罚案件实体辩护的核心内容，直接决定当事人的最终宣告刑罚。新规放开量刑抗辩空间后，辩护人必须摒弃被动接受量刑建议的惰性思维，构建“法定情节+酌定情节+类案参照”的全方位量刑辩护体系。
在情节挖掘层面，既要全面排查自首、坦白、立功、未成年人犯罪、聋哑人犯罪等所有法定从宽情节，确保无遗漏、无缺失；也要深度挖掘退赃退赔、全额预缴罚金、被害人谅解、邻里矛盾化解、初犯偶犯、无前科劣迹、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低、积极修复社会关系等酌定从宽情节，全方位夯实从宽处罚基础。
在异议抗辩层面，针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存在的基准刑拔高、从轻情节未抵扣、量刑比例失衡、重复评价案件情节、偏离本地类案裁判尺度等问题，辩护人应当结合量刑规范化指导意见、最高院指导性案例、本地生效同类裁判文书，制作完整的类案检索报告与量刑辩护方案，依法提出书面异议，推动法院纠正不当量刑，实现罪刑均衡。
（四）刑罚适用辩护：拓宽辩护维度，争取最优刑罚处置
实体辩护不仅局限于刑期抗辩，更涵盖全维度刑罚适用的优化调整。辩护人应当结合案件事实、悔罪表现、当事人个人情况、社会危害程度，针对主刑刑期、附加刑数额、禁止令适用、从业限制适用等内容全面提出辩护意见。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真诚悔罪改错、全部退赃退赔、无再犯罪风险、具备良好社区矫正条件的被告人，应当重点开展非监禁刑辩护，充分论证适用缓刑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帮助当事人规避监禁刑负面影响，保留个人生活、就业、社会发展权益。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轻微刑事案件，还可积极争取相对不起诉、免予刑事处罚的最优处理结果。
四、全链统筹：构建刑事诉讼三阶段一体化辩护体系
认罪认罚案件的辩护效果，依赖于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全流程的连贯策略与精准发力，单一阶段的碎片化辩护无法实现最优效果，必须建立全链条一体化的实体辩护机制。
（一）侦查阶段：固定事实边界，夯实合法认罪基础
侦查阶段是案件事实成型的关键阶段，也是辩护工作的前置防线。此阶段辩护核心并非对抗侦查，而是规范事实认定、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辩护人应当及时会见当事人，全面释明认罪认罚制度规则、诉讼权利及法律后果，引导当事人客观供述事实，避免过度自认、虚假认罪、事实扩大自认等问题，精准锁定案件事实边界，为后续定性、量刑辩护预留充足空间，夯实自愿认罪的合法基础。
（二）审查起诉阶段：精准控辩协商，把控案件核心走向
审查起诉是认罪认罚案件辩护的黄金阶段，直接决定指控罪名、量刑建议、具结书内容的最终形态。辩护人需要全面细致阅卷，核查全部证据链条，排查证据瑕疵、事实漏洞、法律适用错误，精准锁定案件争议焦点。
在此基础上主动开展专业化控辩协商，向检察机关提交完整的书面辩护意见、量刑优化方案、情节梳理清单及类案参考材料，积极争取轻罪定性、更低量刑幅度、最优刑罚执行方式。对合理的从宽方案，积极促成具结签署；对罪名错误、量刑畸重、条款不合理的具结内容，坚决拒绝签署，完整留存书面异议与辩护痕迹，为审判阶段实体抗辩筑牢基础。
（三）审判阶段：坚持独立辩护，推动案件实质公正审理
审判阶段是纠正案件瑕疵、实现实体正义的最终关口。即便当事人已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辩护人依然享有法定独立辩护权，不受具结书内容的约束。庭审中，辩护人应当独立、充分发表定罪、量刑、法律适用辩护意见，通过完整的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直面案件法律适用问题。
重点针对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罪名定性错误、量刑情节遗漏、同案量刑失衡等核心问题当庭抗辩，引导法院突破形式审查，开展实质性审理，依法采纳辩护意见、调整量刑结果，彻底实现个案实体公正。
五、误区纠偏：明晰认罪认罚实体辩护的合法边界
结合新规适用实践，司法领域及辩护行业仍存在诸多认知误区，亟需从规范层面予以纠正，厘清合法辩护边界。
首先，纠正“认罪认罚即丧失辩护权”的误区。认罪认罚是司法从宽激励制度，绝非剥夺辩护权的制度枷锁。认可主要犯罪事实，不代表放弃法律抗辩，针对罪名定性、法律适用、量刑尺度的异议，是法定权利，不会否定认罪认罚效力。
其次，纠正“合法抗辩必然加重刑罚”的误区。新规明确禁止报复性量刑与惩戒式裁判。辩护人依法开展实体抗辩、当事人当庭提出合法异议，法院仅会结合案件合理性调整从宽幅度，不得无端加重刑罚、惩戒被告人，合法抗辩无需承担负面法律后果。
最后，纠正“无依据空辩即为有效辩护”的误区。新规保障合法抗辩，但摒弃无效空辩。所有实体辩护观点必须依托案件证据、法律条文、类案裁判规则，坚持“认事实为基础、合法抗辩为补充”，平衡控辩合作与专业对抗，杜绝盲目抗辩、无效辩护。
六、结语
认罪认罚配套新规的全面实施，标志着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迈入“公正与效率并重”的精细化适用时代，彻底重构了认罪认罚案件刑事辩护的执业逻辑与边界范围。新 时代的认罪认罚实体辩护，是合作司法框架下的专业坚守，是制度规范之内的正义捍卫。
作为刑事辩护人，应当主动突破传统固化思维，深度研习新规要义，精准把握辩护尺度与辩护空间，深耕罪名定性、罪数形态、量刑裁量、刑罚适用四大辩护维度，构建全流程、一体化、精细化的辩护体系。既要善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当事人争取最大限度的司法优待，也要坚守辩护人法定职责，严把事实关、证据关、法律关、量刑关，以专业辩护纠正机械司法、量刑失衡、定性偏差等问题，让每一起认罪认罚案件都兼具程序合法与实体公正，真正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