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斌律师：食药案鉴定报告三步看清能否定案

很多家属和当事人一听到“鉴定报告”四个字，心里就凉了半截。特别是食品药品类案件，一份写着“某某物质有毒”的报告摆在面前，大部分人本能地觉得，这案子铁板钉钉了。但作为杭州刑事律师，我想说，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法律上讲的“有毒有害”，和咱们日常生活里理解的“吃了不好”，完全是两回事。刑法要求的是实质性的危害，而不是一纸行政规范上的违规。就在前段时间，我们团队在外省某市办理的一起案子，核心突破口就是那份看似无懈可击的鉴定意见。

第一步：出报告的机构，到底有没有“金刚钻”

很多时候，侦查机关送检的机构，未必是针对涉案物质具有鉴定资质的。接手这类案子，我们团队第一步不是急着看结论，而是翻开鉴定报告的首页，查它的CMA（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和CNAS（实验室认可）附表的范围。我见过太多在杭州拱墅、西湖区这边咨询的家属，拿着一份某地普通化工检测中心出具的“毒性”结论，以为这就是终审判决。如果出具鉴定意见的机构根本不具备食品毒理学的鉴定资质，那它在法律上就是一份无效文书，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就像你不能让一个骨科医生去判断心脏瓣膜的问题，他出的诊断书，法官能采纳吗？显然不能。

第二步：送检的样品，中途有没有“变了味”

资质问题过关了，下一个要盯死的就是样品的流转过程。我们团队内部曾经为一个保健品案的这个细节争论了很久，最后决定申请调取整个扣押和送检的同步录音录像。为什么？因为从查获到送进实验室，中间的提取、封装、储存，任何一个环节有漏洞，都可能导致样品失真。如果涉案食品因为保存不当，在高温或潮湿环境下滋生了新的有害物质，那鉴定出来的“毒”，到底算谁的呢？这显然不能算作当事人当初添加或者销售的。在杭州执业十八年，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程序上的瑕疵，往往是撬动实体问题的第一把钥匙。

第三步：抛开剂量谈毒性，是个伪命题

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也恰恰是辩护空间最大的地方。刑法惩治的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核心在于对人身健康的实质性危害。我们团队在最近的一起案件中，发现涉案食品中虽然检出了某些禁用药物成分，但经过反复测算，其添加的剂量极低，按照正常人的食用习惯，摄入量远远达不到产生毒理学风险的程度。这让我想起一个很形象的类比：我们喝的可乐里含有咖啡因，但如果把牙买加蓝山咖啡因的含量标准套在可乐上，岂不荒唐？食品中禁止添加药品，这是一个行政禁止规范；但要把这种行为定性为刑事犯罪，必须具备值得刑法追究的实质性危害程度。如果毒性有限、剂量极低，根据法律规定，完全可以依法不做犯罪处理。这也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盲目录认罪认罚，等于放弃了自己最大的筹码。

案件到了这里，家属和当事人能做什么

如果你或家人正因为一份食品药品的鉴定报告而在杭州遇到了难题，尤其是在拱墅、西湖或滨江区，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可以把情况先梳理一下告诉我。刑事案件的黄金辩护期稍纵即逝，一份有瑕疵的鉴定意见不会自己开口说话，它需要一个专业团队去解剖、去质证。作为专注杭州本地刑事案件十八年的律师，我能帮你清晰地判断，这份报告到底能把案子推到多远，以及当前最有利的选择是什么。

说到底，法律不是自动售货机，投入一份鉴定报告就会掉出一份判决书。无论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还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最终定罪的链条上，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严丝合缝。鉴定意见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它需要被审视，被检验，而不是被盲从。对每一个深陷其中的家庭而言，在签字之前多问几个为什么，往往就藏着转机。

律师简介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