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回顾

祝某某与戴某（女）于2016年5月确立恋爱关系，祝某某母亲给付彩礼15万元。2016年6月，双方按当地习俗举办婚礼，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此后双方共同生活至2017年11月，期间共同孕育一子，但不幸夭折。后双方感情破裂，无法缔结婚姻关系。祝某某起诉要求戴某及其父母返还全部彩礼15万元。

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戴某1、白某某、戴某2共同返还彩礼5万元，而非原告主张的15万元。

法律分析：为何只还5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彩礼的，如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单从条文看，祝某某与戴某“未办理结婚登记”，似乎符合返还条件。但本案中，法院并未机械适用该规定，而是作出了部分返还的判决。

法院裁判要旨明确指出：虽然本案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时间不长，但已生育一子。孕育子女对女性生理、心理均会产生较大影响，基于这一因素，应对彩礼返还数额予以酌减。

这一裁判逻辑体现了深刻的法理考量：

第一，彩礼的性质是“附条件的赠与”，而非“可撤销的投资”。给付彩礼的目的是缔结婚姻并共同生活，而非购买一份“婚姻保险”。一旦双方已形成实质性的家庭共同体，彩礼的部分功能已经实现。

第二，孕育子女是女性付出的巨大身心成本。怀孕、分娩、哺乳等过程对女性身体造成的损耗和心理上的影响，是男性无法替代的。法律不能无视这一事实，而简单地将彩礼视为应当全额返还的财产。

第三，共同生活期间必然产生消费支出。双方共同生活一年多，日常开支、孕育子女的相关费用等，均可能从彩礼中支出。若要求全额返还，对女方明显不公。

2024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明确：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这意味着，“孕育情况”已被上升为法定的考量因素，而非法官的自由裁量。

本案中，法院还认定戴某1、白某某、戴某2是共同家庭成员，共同接受、支配该彩礼款。戴某1接受彩礼款15万元的行为可视为三人的共同行为，故应共同承担返还责任。这为实践中彩礼由父母经手、家庭共同支配的情形，提供了清晰的裁判指引。

第一，未办理结婚登记不等于彩礼必须全额返还。“共同生活”和“孕育子女”是两个比“登记”更实质性的考量因素。

第二，孕育子女是酌减返还的重要砝码。即便共同生活时间不长，只要女方曾怀孕、生育或终止妊娠，法院都会将此作为减轻返还责任的重要因素。

第三，彩礼返还比例需综合考量多重因素。包括共同生活时间长短、是否孕育子女、彩礼实际使用情况、双方过错等，而非“一刀切”地按比例返还。

第四，接收彩礼的家庭成员可能共同承担返还责任。若彩礼由家庭共同支配，返还义务也可能由家庭共同承担。

彩礼的本质是“礼”，而非“财”。

本案传递的司法理念是：法律尊重女性在孕育过程中付出的身心代价，不将彩礼视为可以随时全额索回的“押金”。对于已经共同生活、孕育子女的伴侣，彩礼返还应当体现公平原则和对妇女权益的保护——这正是“让彩礼归于礼”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