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刚从看守所会见了一位涉嫌诈骗罪和偷越国边境罪的当事人。像这样从境外被带回的“电诈回流人员”，这几年确实多了起来。家属往往最先关心的问题是：“落到国内会判几年？”其实，比“会判多久”更重要的，是“判多久的依据是什么”。
口供成了“关键证据”——但也最容易出问题
这类案件有一个共同特征：时间跨度长，案发地多在境外。相关的聊天记录、资金流转、转账凭证往往缺失或难以核实，因此案件的证据基础，很大程度上依赖口供。侦查人员往往会问——“你做了什么、赚了多少钱、知道是诈骗吗”。听起来简单，但这一系列问题的背后，决定着案件的定性和量刑幅度。
在实务中，我通常会提醒当事人：口供不是随便说说的“态度表态”，它是直接影响命运的证据材料。尤其在境外窝点案中，常常要靠同案犯之间的证言交叉印证。如果口供中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或者与其他人陈述无法对上，就很容易被视为“参与更深”。
但事实往往没那么清晰。有人也许只是帮忙打杂、买饭、搬设备；有人甚至未参与具体诈骗行为，只是受同乡带去。要厘清角色，律师必须在会见环节就做好信息梳理——岗位、分工、知情程度。这是后续争取认定从犯、构成帮助行为而非主犯的关键前提。
涉案金额与角色认定，是量刑的“一体两面”
诈骗罪的量刑，金额影响巨大。从司法实践看，一旦合计涉案金额达到数十万元以上，量刑起点通常在十年以上。这意味着，一旦整个窝点金额较大，即便个人分工不明显，也容易“被卷入大额”。
我常跟团队说，辩护的重点不在于“否认事实”，而在于“厘清责任”。例如之前在外省某地办理的一起案件，二十多名从境外回流的被告人被认定诈骗。起初检察院的量刑建议约为四年。我们在反复阅卷和沟通后，抓住两个要点：一是查证该当事人只负责日常事务，并未直接实施诈骗；二是涉案金额无法与其行为独立对应。最终法院认定其为从犯，并判处一年半左右。这类案件中，能把“角色”和“金额”对应清楚，就有了争取从轻处罚的空间。
回国后如何“补救”——认罪认罚与退赔的现实意义
有些家属会问：“人都被带回来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其实，正是在这个阶段，律师介入尤为重要。很多案件因为证据滞后、金额模糊，如果能在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配合退赔、明确职责、提出合理量刑建议，结果可能截然不同。
比如，有些当事人在境外拿的是现金，或以数字货币结算，这时候账目难以还原。律师能做的，是指导当事人如何陈述、如何提供线索，让办案机关看到积极认罪、配合的态度。而这些，往往决定了是否能认定从犯、是否能适用三年以下量刑。说到底，越早厘清问题、越早面对，越可能减少损失。
刑事案件最怕的不是案情复杂，而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走错了第一步。如果家属此刻还摸不清方向，不妨先把情况讲清楚，我们可以帮忙判断——眼下最关键的是什么、该先从哪里着手。
每一个案件的结局都不同，但规律是相通的：弄清角色、厘清金额、及时配合。即便是境外诈骗回流案件，也并非没有转机。法律从来关注细节，而不是标签。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