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的一个深夜，在绍兴柯桥区一家大型纺织厂工作的女工王大姐，刚刚结束了一整天的加班，疲惫地骑着电动车走在回家的路上。由于连日的高强度工作和睡眠不足，她在经过一个路口时有些恍惚，不幸被一辆违反让行规定的SUV撞倒。王大姐被紧急送医，因颅内出血，虽经医院全力抢救，但十天后仍因多器官衰竭不幸离世。交警部门认定SUV司机因未让行承担主要责任，王大姐因驾驶电动车时未确保安全承担次要责任。
王大姐的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直靠打零工维生，他们的女儿刚考上大学，一年学费就要两万多。王大姐在纺织厂的工资是这个家最主要的稳定收入。噩耗传来，这个家感觉天都塌了。保险公司在处理理赔时，咬住王大姐的户籍还在绍兴下辖的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县级市，并且属于农村户口，坚持要按浙江省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面对这个结果，王大姐的丈夫欲哭无泪，他根本不懂这些法律术语，只知道以后女儿学费没着落了，自己生活也成问题了。
经过多方打听，他们找到了泽良律师事务所全晟交通团队。接待律师听完整个事件的经过，看着王大姐丈夫粗糙的双手和无助的眼神，坚定地说：“王大姐在柯桥的工厂里干了六年，她的血汗钱每一分都是从绍兴的机器上挣出来的。她虽然在户口本上是农村人，但她为绍兴这座城市贡献了全部的青春。我们不能让她走了以后，价值还被区别对待。”
泽良全晟交通团队迅速行动。律师们首先赶往王大姐生前工作的纺织厂，在厂方的配合下，调取了她连续六年的《劳动合同》、上班打卡记录以及手写的产量统计表。这些材料证明了她与绍兴市之间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同时，律师找到了王大姐和丈夫在柯桥的出租屋，说服房东出具了正式的《房屋租赁证明》，并详细记录了自2018年至今的居住情况。团队律师还整理出王大姐丈夫的银行卡流水，上面有王大姐每个月发薪后转入生活费的记录，这些细微的转账痕迹，构成了家庭经济来源的完整证据链。
在法庭上，保险公司代理人试图用“农村户口”这一标签来压低赔偿。泽良律师冷静而有力地反驳：“法律保护的不是一张户籍证明，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的生存状态。我方提交的证据清晰地表明，王大姐连续六年离开户籍地，在绍兴市柯桥区工作并居住。她的工资在这里领取，她的消费在这里发生，她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也系于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对于进城务工人员，只要能证明其在城镇连续居住、工作一年以上，并以其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就应当适用城镇标准。这不是一个法律漏洞，而是对城镇化进程中亿万劳动者贡献的尊重。” 律师当庭提交了2024年绍兴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69781元/年）。
经过多次开庭和证据交换，法院最终支持了泽良律师的意见。判决书认定，王大姐生前的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绍兴市柯桥区，属于绍兴市的城镇区域。因此，其死亡赔偿金应按绍兴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向王大姐家属赔偿包括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其女儿）、丧葬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01万余元。
本案中，泽良律师事务所全晟交通团队没有因为受害人是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而有丝毫懈怠，而是用专业和执着，将一份份工卡、一张张租房收据、一条条银行流水变成了法庭上的“重型武器”，成功地为王大姐的家庭争取到了最大化的合法权益。这再次证明，泽良全晟交通团队守护的不仅是赔偿金的数字，更是一个个普通劳动者的人生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