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的一个凌晨，寒风刺骨。宁波舟山港的一名集装箱卡车司机徐师傅，为了完成当月的运输任务，已经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就在他驾驶着集卡车行驶在北仑区一条通往港区的必经之路上时，因过度疲劳，不慎追尾了前方一辆违规停靠在路边的故障集卡车。巨大的撞击力让徐师傅的驾驶室严重变形，他被牢牢卡在里面，等消防人员将他救出时，他已没有了生命体征。交警部门认定，徐师傅因疲劳驾驶且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负事故主要责任，而前车因在道路上违规停车且未设置警示标志，负次要责任。
徐师傅的家在安徽农村，他是村里最早一批出来跑运输的人，也是村里的“能人”。他的妻子常年在家照顾年迈的公婆和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全家六口人都靠徐师傅开集卡车的收入维持生活。徐师傅的离去，对这个家庭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保险公司在介入理赔后，态度非常明确：徐师傅户籍在安徽农村，且本人在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只愿意按安徽农村标准的30%赔偿，这笔钱对于徐师傅的家庭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徐师傅的弟弟在宁波打工，得知哥哥出事后，他陪着嫂子找到了泽良律师事务所全晟交通团队。律师在听取案情介绍后，立即指出了案件的难点和突破口：“事故责任认定对我们不利，赔偿金基数会打折，所以基数本身绝不能低。徐师傅虽然在安徽农村，但他已经在宁波港口开了三年集卡，他的‘生活’和‘收入’都在宁波，我们必须帮他拿到宁波的城镇标准。”
泽良全晟交通团队迅速介入。他们深知，这类驾驶员的证据收集必须细致入微。律师首先找到了徐师傅之前供职的物流公司，虽然该公司与徐师傅没有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很多个体司机是挂靠形式），但律师调取了公司支付给徐师傅的每一笔运费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中的派单指令以及公司为其办理的《港口通行证》。这些证据共同指向了一个事实：徐师傅长期、稳定地在宁波港从事运输工作。接着，律师找到了徐师傅在北仑区的暂住处，虽然只是一个简陋的出租屋，但律师说服房东出庭作证，并找出了徐师傅每次缴纳房租的微信记录和电费缴纳凭证，证明其连续居住超过三年。
在法庭上，面对保险公司“农村户籍、负主责”的双重打压，泽良律师团队临危不乱。律师首先阐述：“我方承认当事人徐师傅存在过错，但这不应成为剥夺其适用正确赔偿标准的理由。” 随即，律师展开强大攻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计算死亡赔偿金的关键在于‘经常居住地’和‘收入来源地’。我方提供的《港口通行证》、运费转账记录、派单聊天记录以及三年的租房凭证，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闭环，无可辩驳地证明徐师傅的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宁波市。因此，即便是按次要责任比例计算，也应先确定一个正确的基数——宁波市的城镇标准。” 律师当庭提供了2024年宁波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77166元/年）。
法院经审理后，采纳了泽良律师的代理意见，认定徐师傅的经常居住地为宁波，应适用宁波市城镇标准。同时，对事故责任比例进行了精准划分。最终，虽然因徐师傅承担主要责任赔偿金有所折减，但由于适用了高标准的宁波城镇标准，家属最终获得的赔偿总额仍达到了89万余元，其中包括全额支持的精神损害抚慰金8万元。这个数字，比按照安徽农村标准计算后折减的结果高出了近三倍。
本案中，泽良律师事务所全晟交通团队展现了其在处理复杂、不利局面案件中的高超技巧。他们没有被“农村户籍”和“主要责任”的双重阴霾所笼罩，而是巧妙地抓住了“经常居住地”这一核心法律点，用港口工人特有的职业痕迹作为证据，最终为身处绝境的家庭赢得了生存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