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广州的夜晚已经有些闷热。50岁的外卖骑手老黄，为了给正在读大学的儿子攒学费和生活费，每天都要跑到凌晨两三点才肯收工。这天晚上，他在送完一单前往天河的途中，经过一个没有信号灯的T字路口，一辆快速驶来的网约车因未按规定让行，将老黄连人带车撞飞。老黄被送到南方医院时，已经瞳孔散大，经过一夜的抢救，最终还是没能熬过来。交警认定，网约车司机负事故主要责任，老黄因驾驶的电动车经过改装且时速超标，承担次要责任。
老黄的妻子早年因病去世，他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靠着这辆电动车把儿子送进了大学。儿子知道父亲辛苦，放假了也去打工，但远远不够。老黄在湖南农村老家的父母也都健在，都80多岁了，也需要他寄钱回去。老黄的去世，意味着这个家彻底散了架。保险公司在理赔时，查看了老黄的身份证和户籍信息，直接提出按湖南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总计不过三十来万。老黄的儿子闻讯从学校赶来，面对着父亲的遗体和冰冷的理赔方案，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
他通过法律援助热线找到了泽良律师事务所全晟交通团队。律师在听完小黄的叙述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坚定地告诉他：“你父亲不是湖南农村的过客，他是广州这个城市日夜运转的一个齿轮。他的汗水和生命都留在了这里，法律会给他一个交代。我们要证明的，就是他居住在广州，收入也来自广州。”
泽良全晟交通团队接案后，立刻投入了紧张的证据收集工作。他们联系了老黄注册的外卖平台，调取了老黄在广州长达一年半的详细接单记录和平台奖励记录，这些电子数据详细记录了老黄每天、每单的位置，证明他的活动范围从未离开过广州城区。团队律师还走访了老黄生前在城中村租住的房东，虽然房东开始时怕惹麻烦，但在律师的耐心解释下，最终不仅出具了书面居住证明，还找到了隔壁几位认识老黄的租客，请他们出庭作证。律师还从老黄的遗物中找到了几张支付房租的收据，并按图索骥，调出了老黄微信中与房东的全部聊天和转账记录。
在法庭上，面对保险公司的质疑，泽良律师的发言充满了人文关怀与法律力量：“老黄是一名普通的外卖骑手，他没有高学历，没有稳定的劳动合同，但他用最朴实的方式证明了自己与广州这座城市的连接。他的手机接单APP，就是他的‘劳动合同’；他的送餐轨迹，就是他的‘工作证明’；他每月支付给房东的转账，就是他的‘居住证’。我方提交的证据，虽然没有一份是正式的政府文件，但每一份都来自于真实的生活，它们相互印证，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生活轨迹链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公平原则，对于像老黄这样实际在城镇生活、工作的务工人员，理应适用城镇标准。否则，就是对劳动本身的不尊重。” 随后，律师提交了2024年广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77162元/年）。
最终，法院采纳了泽良律师的代理意见，判决认定老黄的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广州市，应适用广州市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判决保险公司及网约车公司共计向老黄家属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其父母及儿子）、丧葬费等共计106万余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全额支持。
本案中，泽良律师事务所全晟交通团队用他们敏锐的洞察力和强大的证据构建能力，从一位普通外卖骑手看似零散的生活痕迹中，提炼出了一条完整的、无可辩驳的法律证据链。他们让一位父亲用生命奔跑留下的数字足迹，化作了支撑家庭继续前行的经济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