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山西某地一名13岁女孩被性侵、公安机关以“自愿”为由不予立案的报道引发广泛关注。在舆论压力下，案件最终启动复核并重新立案。据报道，办案人员曾明确向家属表示“构不上刑事案件”，理由正是“女孩是自愿的”。
这个案子让我想起自己办理的大量“隔空猥亵”案件。在这些案件中，公安机关呈现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办案逻辑：死死抓住被害人不满14周岁这一个点，只要年龄符合，便径直认定犯罪成立，对“胁迫”“诱骗”等其他构成要件几乎不作审查，对完整的聊天记录也缺乏全面审视的兴趣。
两种情形，一个向左，一个向右，表面看是截然相反的结论，但在我这个刑辩律师看来，它们共享同一个源头：惯性思维对法律适用的简化与扭曲。
一、第一种极端：用“自愿”否定年龄的法律意义
山西案中，办案机关的逻辑链条是：女孩自愿→不存在违背意志→不构成犯罪。这看似符合普通人对“性侵”的朴素理解，但它犯了一个最基础的法律错误。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明确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以强奸论。这意味着，十四周岁以下的儿童，在法律上根本不具备性同意的能力。不是“同意无效”，而是“同意的概念本身不适用”。立法者在这一点上的判断是斩钉截铁的：儿童的认知能力、心理成熟度，不足以支撑其作出真正自主的性决定。
以“自愿”为由不予立案，实质上是把适用于成年被害人的“违背妇女意志”标准，错误地移植到了幼女身上。这不是对事实的尊重，而是对法律特殊保护规则的漠视。
二、第二种极端：用“年龄”替代全部构成要件
如果说山西案是“忽视年龄”，那么在隔空猥亵案件中，我遇到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年龄成了一切问题的答案。
“隔空猥亵”入罪，依据的是2023年，“两高两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条文写得清楚：以“胁迫、诱骗”手段，通过网络方式实施猥亵的，才构成犯罪。“胁迫”和“诱骗”，是并列的、各自需要被证明的行为方式。
但实践中，部分办案人员的逻辑被简化到了极致：被害人不满14周岁＋存在网络涉性互动＝犯罪成立。行为人的动机是什么？互动是如何发生的？聊天记录里有没有欺骗、有没有胁迫？这些问题被一并跳过。年龄这个本应是“必要条件”的要素，被当作了“充分条件”。
“唯年龄论”的弊端是双重的：它可能让本不构成犯罪的行为被错误追诉，同时也让真正存在胁迫、诱骗的案件在证据审查上流于形式——既然年龄“定一切”，何必费力去证明手段？
三、同一种惯性，同一种代价
两个极端，根源是相同的：把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规则，简化为一个“开关式”的判断。
在奸淫幼女案中，规则被理解为“年龄自动入罪”；但到了山西案，办案人员又反过来用“自愿”这个成年人标准来排除犯罪。在隔空猥亵案中，规则被理解为“年龄即一切”；但在需要精细化审查“诱骗”是否成立的场合，年龄又被当成了万能钥匙。
这种摇摆暴露了一个深层问题：部分办案人员并未真正内化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逻辑，而是在“从严”与“从宽”之间，依据惯性和直觉进行选择。
代价是显而易见的。在“忽视年龄”的一端，被害人被法律抛弃；在“唯年龄”的一端，构成要件被架空，辩护空间被消解，个案正义被牺牲。
四、走出惯性，回归法条本身
2023年，“两高两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明确要求公安机关确定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办理此类案件。这一制度的初衷，正是为了打破惯性思维，让办案人员真正理解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法律逻辑。
这套逻辑并不复杂：在奸淫幼女案中，年龄是铁律，“自愿”不具法律意义；在猥亵类案件中，年龄是基础门槛，但“胁迫”“诱骗”等构成要件同样必须被逐一审查。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完整的法律适用链条上不同环节的要求。
走出惯性思维，不是要求办案人员变得“宽容”或“严厉”，而是要求他们回归法条本身，对每一个构成要件都认真对待。只有这样，才能在具体个案中做到不枉不纵——既不让真正的侵害者逃脱，也不让法律的边界在惯性中被悄然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