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问题：当“诱骗”成为可有可无的词汇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的，以强制猥亵罪或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法条白纸黑字，“诱骗”与“胁迫”并列，理应是两种各自独立、均需审查的行为方式。
但我在办理多起儿童被性侵案件后，观察到一个令人不安的实务惯性：针对儿童的隔空猥亵案件，法官几乎一致性地略过对“诱骗”的实质审查。只要被告人与不满十四周岁的被害人有网络涉性互动，便径直以猥亵儿童罪定性，“诱骗”降格为判决书中的一个固定搭配、一个无需被证明的修饰性词语。换句话说，对儿童的特殊保护，在一些案件中已悄然演变为对构成要件的简单跳过。
二、为何如此：三重惯性的叠加
第一，惯性思维：直接将“儿童无同意能力”平移为“无需审查行为方式”。
在传统接触型猥亵中，“不满十四周岁的儿童不具有性同意能力”是一条基础性推定。只要与儿童有性接触，即构成犯罪，无需另行审查被害人意志。这条推定在接触型案件中逻辑自洽，但问题在于，它被部分法官原封不动地平移到了非接触型的隔空猥亵案件。既然儿童“同意”本身就不算数，那还用得着去查行为人是“骗”还是“哄”吗？这种看似顺理成章的推导，实际上把“同意能力”问题偷换成了“行为方式”问题——它让法官天然觉得，只要对象是儿童，手段就无须区分。
第二，经验主义：以“保护结果导向”替代“个案构成审查”。
近年来，未成年人保护政策不断强化，“特殊、优先保护”成为主旋律。方向当然是正确的，但在办案一线，这一政策导向被部分法官内化为一条简单法则：凡是涉儿童的隔空猥亵，一律从严、一律定罪。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经验性的“类型化认知”——这类案件不存在“罪与非罪”的争议空间，“诱骗”不过是法条中的修辞，认真对待它反而显得多余。更为隐蔽的是，“胁迫”的认定也在同步泛化。一旦被告人有过“不听话就怎样”之类的话，哪怕只是日常管教语境的强硬，也往往被直接上升为“胁迫”。当“胁迫”本身就越来越容易被认定，“诱骗”作为独立要件的存在感自然被进一步压缩。
第三，工作态度：案多人少下的“要件筛选式审理”。
基层法院的办案压力无须赘言。审查“诱骗”，需要法官逐条翻阅聊天记录，分析互动模式，判断行为人是否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是否利用信息差制造了被害人的认识错误——这是一项耗时、耗力且对说理要求很高的工作。相比之下，直接以“被害人是儿童”为锚点下判，不仅更快，而且几乎没有被发回改判的风险。在效率导向的驱动下，部分法官形成了一种“筛选式审理”的态度：只审理那些“足以定罪的要素”，对其他构成要件，尤其是在他们看来不影响最终结果的“诱骗”，进行实质性虚置。
三、危害何在：三重代价必须正视
其一，背离罪刑法定，侵蚀刑事法治根基。
罪刑法定原则不可动摇。既然司法解释将“诱骗”写入条文，它就是入罪的必要条件，而非可选的装饰品。当法官跳过“诱骗”直接定罪，实际上是用“政策”替代了“法律”，用“结果正确”反推“程序正确”。这种做法的直接代价是：个案的所谓“正义”或许实现了，但法律的可预测性和确定性被透支了。
其二，虚化辩护空间，架空程序正义。
构成要件的严格审查，是刑辩律师的基本阵地。当“诱骗”从审查清单中被移除，辩护人便无法围绕“是否存在欺骗行为”“被害人是否陷入错误认识”等核心事实展开有效对抗。更重要的是，这种审查缺位可能造成个案的不公——实践中确实存在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具有特定关系、被害方主动发起互动等复杂情形，这些案件中“诱骗”是否真正成立，恰恰是需要精细判断的关键问题。跳过这一判断，等于把可能存在实质争议的行为一股脑装入犯罪的口袋。
其三，拉低证明标准，反向鼓励侦查粗糙化。
当法院以宽松态度对待“诱骗”要件，反馈到侦查前端，就是取证标准的同步下滑。既然“差不多”就能定罪，侦查机关何必花费资源去精耕细作地证明“欺骗”的每一个环节？长此以往，整个刑事诉讼链条都会形成对“特殊保护”的路径依赖，而失去对构成要件事实严格证明的能力和意愿。这不仅是对个案被告人权利的伤害，更是对整体刑事司法质量的侵蚀。
四、结语
写下这些文字，我并无意为侵害儿童的行为开脱，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长期为被性侵儿童提供法律帮助，我才更加坚信：对儿童的真正保护，必须建立在刑事法治的根基之上。
“特殊保护”是理念，不是捷径。它的正当性，来源于对儿童弱势地位的深刻体察，而非对构成要件的选择性忽略。法官应当回归文本，认认真真地审查每一份聊天记录中是否存在“欺骗”，是否有“诱”而后才有“骗”。这不仅是对被告人程序权利的尊重，更是对法治原则的敬畏。当保护以牺牲法治为代价时，保护本身也将失去其长久的正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