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相约赴死，妻子身亡丈夫反悔

——法律如何评判“不作为的故意杀人”

大海和小娟本是一对夫妻，因参与“黑彩”欠下巨额债务，为躲避债务办理了离婚手续，但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为了偿还债务，二人伪造虚假房产手续，以“小区即将拆迁”为由，先后骗取7名被害人共计300余万元。

眼看事情败露，二人不堪精神压力，产生轻生念头。小娟提议采用注射胰岛素的方式相约自杀。二人通过网络查询注射剂量后，购买了胰岛素、注射针头和注射笔，入住长春某宾馆。

入住后，大海还提出先买彩票——“万一中奖了，就不用死了”。当晚彩票未中奖，大海承诺将小娟“送走”后自己再自杀。小娟随后向体内注射了数支胰岛素，次日出现呕吐症状，16时许死亡。

大海清理了呕吐物，为小娟擦拭身体、更换寿衣，随后拨打电话告知亲属。在亲属的极力劝说下，大海放弃了自杀念头，亲属次日向公安机关报案。

本案最引人关注的法律问题在于：相约自杀中一方反悔，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

从表面看，大海并没有亲手杀害小娟——小娟是自己注射胰岛素的。然而，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最终认定大海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法院的核心逻辑是：不作为的故意杀人。

根据刑法理论，不作为犯罪成立的前提是行为人负有作为义务。在本案中，大海的救助义务来源于先行行为——他参与并帮助了小娟的自杀行为。

具体而言：大海陪同小娟购买胰岛素、注射针管等工具，并承诺“将小娟送走后自己再自杀”。这一系列先行行为使小娟产生了对大海的信赖，也使大海处于能够干预和救助的独特地位。当小娟开始呕吐、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时，大海有义务采取救助措施（如拨打120、阻止继续注射等），但他始终没有救助。

故意杀人罪在主观上可以是直接故意（希望死亡发生），也可以是间接故意（明知可能死亡而放任不管）。大海虽然没有积极追求小娟死亡，但他明知小娟正在实施致命行为，却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主观上对小娟的死亡持放任态度，这构成间接故意。

正是由于大海未履行救助义务，小娟的死亡结果才得以发生。大海的不作为与小娟的死亡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院认为，本案发生在相约自杀的特殊背景下，大海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主观恶意和人身危险性相对较轻，故认定为“情节较轻”。加之大海明知他人报警仍在现场等待，构成自首，依法从轻处罚。

除故意杀人罪外，大海还因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20万元。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大海和小娟骗取300余万元，已远超“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法院最终对大海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

本案传递出一个清晰的法律信号：相约自杀不是法外之地。一旦一方在自杀过程中形成了对另一方的救助义务，反悔者就负有法律上的作为义务——必须救助。见死不救，同样是杀人。

法律不会因为“约好了”就免除一个人的救助责任。生命权是最高的人格权益，任何人都无权以“约定”为由放弃对他人生命的保护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