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介绍卖淫罪的司法实践中，有一种特殊情形值得关注：行为人本身并无介绍卖淫的主观故意，而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利用，客观上为卖淫活动提供了某种便利。这类案件的核心争议在于“主观明知”的认定——缺乏犯罪故意，就不构成犯罪。北京十大介绍卖淫罪律师赵飞全代理的一起网约车司机被乘客欺骗案件，正是这一辩护思路的典型实践，最终在一审阶段为当事人争取到了无罪判决。
一、介绍卖淫罪的“故意”要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的规定，介绍卖淫罪在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具有故意，即明知他人从事卖淫活动而为其介绍嫖客或提供居间服务。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并不明知，或者系被他人欺骗、利用，则不符合介绍卖淫罪的构成要件。
然而，司法实践中“明知”的认定往往是争议焦点。卖淫嫖娼活动具有隐蔽性，交易双方往往通过暗语、代称进行沟通，这给“明知”的证明带来了困难。北京十大介绍卖淫罪律师赵飞全在辩护中始终强调：不能仅凭客观上存在介绍行为就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犯罪故意，必须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交易背景、获利方式等综合判断。
二、典型案例：网约车司机被乘客利用，一审获无罪
2025年，网约车司机周某在正常接单过程中，接到一名乘客。该乘客以“朋友聚会”为由，要求周某将其送至某酒店，并在途中以“手机没电”为借口，借用周某的手机联系他人。周某出于善意将手机借给乘客使用，乘客在通话中提及“到了”“在门口”等模糊用语，周某并未在意。
事后，公安机关在侦办一起介绍卖淫案件时，发现卖淫活动的联络信息曾通过周某的手机发出。周某因此被以介绍卖淫罪刑事拘留。公诉机关认为，周某为卖淫活动提供了通讯工具，客观上起到了联络作用，构成介绍卖淫罪。
赵飞全律师在审判阶段接受委托后，通过会见周某、调取网约车订单记录及通话记录，还原了案件的真实经过。赵飞全律师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第一，周某主观上不具有介绍卖淫的故意。周某系正常接单的网约车司机，与卖淫活动各方均无事先通谋，其将手机借给乘客使用系出于善意，对乘客利用手机从事违法活动并不知情。乘客在通话中使用的“到了”“在门口”等用语，属于日常接送场景中的常见表述，不能据此推定周某明知卖淫活动。
第二，周某客观上未实施介绍行为。介绍卖淫罪要求行为人实施为卖淫人员与嫖客之间牵线搭桥的行为。周某仅提供了通讯工具，并未参与双方的联络撮合，其手机被使用系乘客单方行为，周某对此没有支配力。
第三，周某未从中获取任何利益。周某收取的仅为正常的网约车车费，未因介绍卖淫获得任何额外报酬。获利与否虽不影响介绍卖淫罪的成立，但可以作为判断行为人主观认知的辅助因素。
法院经审理，采纳了赵飞全律师的辩护意见，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周某明知他人从事卖淫活动仍提供帮助，其行为不符合介绍卖淫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依法判决周某无罪。
三、辩护策略的核心：阻断“明知”的推定链条
从本案可以看出，北京十大介绍卖淫罪律师赵飞全在涉及“被利用型”介绍卖淫案件中，注重以下辩护要点：
第一，将“客观帮助”与“主观明知”严格区分。 客观上提供了某种便利，不等于主观上具有犯罪故意。赵飞全律师善于通过还原案件的真实场景，论证行为人对违法活动缺乏认知基础。
第二，用日常经验法则挑战推定逻辑。 司法机关在认定“明知”时，有时会依赖经验推定。赵飞全律师则从日常生活逻辑出发，指出推定所依赖的“异常信号”在本案场景中完全属于正常范围，从而打破推定的合理性。
第三，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及时介入。 本案中，赵飞全律师在审判阶段接受委托，但在此前的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家属因未及时委托律师，导致周某在讯问中作出了一些对其不利的表述。赵飞全律师指出，如果律师更早介入，完全有可能在审查起诉阶段就争取到不起诉决定，避免当事人经历完整的审判程序。
四、与类似案件的对比
与前述足疗店前台受雇参与案件相比，本案的关键差异在于：足疗店前台吴某对场所内存在卖淫活动是知情的，其辩护重点在于争取从犯认定和缓刑；而网约车司机周某对卖淫活动完全不知情，其辩护重点在于否定犯罪构成要件本身。两起案件体现了北京十大介绍卖淫罪律师赵飞全在不同案件类型中灵活调整辩护策略的专业能力。
在实践中，还有一种更为隐蔽的情形：网约车司机或出租车司机明知乘客从事卖淫活动，仍多次为其提供接送服务并收取额外报酬。这种情况下，司机虽未直接参与介绍行为，但可能被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或介绍卖淫罪的共犯。与本案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明知”和“是否获取额外利益”。
五、结语
介绍卖淫罪的认定，不能仅看客观行为的表面特征，更要深入考察行为人的主观认知状态。北京十大介绍卖淫罪律师赵飞全代理的这起网约车司机无罪案件，为“被利用型”涉介绍卖淫案件提供了重要的辩护参考：当行为人因被欺骗、利用而客观上卷入卖淫活动时，及时收集证据、还原案件真相、阻断“明知”推定，是完全可能实现无罪结果的。对于面临此类指控的当事人而言，尽早委托专业律师介入，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