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辛鑫，辽宁文正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在辽阳做刑事辩护和合同纠纷案子十多年了。
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在刑法中属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它的核心特征是“伪造、变造汇票、本票、支票、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或者伪造、变造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或者伪造信用卡”。法定刑分三档：一般情形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个罪名和伪造货币罪有相似之处，但对象不同——伪造货币罪的对象是货币，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对象是汇票、本票、支票、银行存单、信用证、信用卡等金融票证。
在辽阳，这个罪名涉及的场景往往和企业融资、票据流转、银行贷款有关。涉案人员中，有的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和财务负责人，有的是被安排去准备票证材料、跑银行手续的员工，还有的只是帮忙填写、传递票证的从犯。很多人最初觉得“就是开个票”“就是帮公司走个手续”，根本没意识到伪造、变造金融票证是刑事犯罪。今天用三个亲办案例，把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核心辩护路径讲清楚。
第一个案子：企业财务被老板安排伪造银行存单用于抵押，通过论证“不知是伪造”争取到不起诉
当事人老赵，在辽阳一家小型企业做财务。老板因为急需资金周转，让老赵准备一份银行存单作为贷款抵押。老赵按照老板的要求，把一份存单的复印件交给了银行。后来银行发现这份存单是伪造的，向公安机关报案。老赵因为参与了存单的提交，被以涉嫌伪造金融票证罪刑事拘留。
老赵被刑拘后，他妻子找到我，说老赵就是公司里做财务的，存单是老板给的，老赵只是按照老板的要求把材料交到银行。她说老赵不知道存单是伪造的，老板说是“公司的存款证明”。她说老赵一个月几千块工资，没有从贷款中拿过一分好处。
我了解案情后，重点做了几件事。第一，核实老赵对存单真伪的认知。他和老板之间的聊天记录、公司的贷款材料都显示，老板告诉老赵这是“公司的存款证明”，老赵没有参与存单的制作，也没有渠道核实存单的真伪。第二，核实老赵在犯罪中的角色。他不参与存单的伪造，不参与贷款用途的决策，不参与贷款资金的支配，只是按照老板的安排提交了材料。在共同犯罪中，他的作用有限，属于从犯。第三，核实老赵的获利情况。他拿的是固定工资，和贷款没有利益关联。第四，在审查起诉阶段向检察院提交法律意见书，重点论证老赵主观上不知道存单是伪造的，不具有伪造金融票证的犯罪故意，建议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检察院经审查后，对老赵作出不起诉决定。老赵没有被起诉，也没有留下犯罪记录。他后来跟我说：“辛律师，老板让我交存单，我以为就是公司的存款证明，哪知道是假的。以后不管老板让交什么材料，先核实真假。”
第二个案子：参与变造支票但系从犯，通过从犯认定争取到缓刑
当事人老周，在辽阳做小生意。他的一个朋友因为资金周转困难，想变造一张支票来应急。朋友找到老周，让老周帮忙填写支票上的部分内容，并协助传递。老周知道这样做不对，但碍于朋友情面，还是帮着填了。后来这张变造的支票在使用时被银行发现，朋友被查处，老周因为参与了填写和传递，被以涉嫌变造金融票证罪的共犯刑事拘留。
老周被刑拘后，他妻子找到我，说老周就是帮朋友填了几张支票，支票是朋友的，老周没有出钱，也没有用这张支票去骗钱。她说老周不知道变造支票会这么严重，朋友说“就是应急用一下”。
我分析案情后发现，老周在犯罪中处于被支配的从属地位。变造支票的主意是朋友出的，支票是朋友的，使用的也是朋友，老周只是按照朋友的安排帮忙填写和传递。他拿的是朋友给的一点“辛苦费”，和变造支票的金额没有关联。在共同犯罪中，他的作用有限，属于从犯。我做了几项工作。第一，梳理老周和朋友之间的沟通记录，证明变造支票是朋友主导的。第二，证明老周没有参与支票的使用和兑现。第三，在法庭上重点论证老周系从犯、初犯、认罪认罚、作用轻微，建议适用缓刑。
法庭审理中，我向法庭完整呈现了老周在犯罪中的从属地位。法院最终认定老周系从犯，依法从宽处罚，并适用了缓刑。老周没有被关进去，重新找了一份工作。他后来跟我说：“辛律师，帮朋友填了几张支票，差点把自己填进去。以后不管谁让我填票，先问清楚票是真的还是假的。”
第三个案子：帮朋友传递伪造的银行存单被控共犯，通过论证“不知情”争取到不批捕
当事人老李，在辽阳打工。一个朋友找到他，说自己有一份银行存单需要送到一家公司，让老李帮忙跑个腿，给点跑腿费。老李按朋友的要求，把一份密封的文件袋送到了指定地点。后来这家公司发现存单是伪造的，向公安机关报案。老李因为参与了传递，被以涉嫌伪造金融票证罪的共犯刑事拘留。
老李被刑拘后，他妻子找到我，说老李就是跑腿送了个文件袋，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伪造的存单。她说老李没有打开过文件袋，也没有问过里面是什么。她说老李拿的是几十块钱的跑腿费，和存单的金额没有关系。
我分析案情后发现，老李在犯罪中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他不参与存单的伪造，不参与存单的使用，不参与利益分配，只是按照朋友的安排传递了一个密封的文件袋。在共同犯罪中，他的作用有限，且主观上对文件袋内是伪造的存单缺乏明确认知，属于从犯。我做了几项工作。第一，固定老李和朋友之间的沟通记录，证明朋友说的是“送个文件”。第二，证明老李没有打开过文件袋，对内容不知情。第三，在审查逮捕阶段向检察院提交律师意见书，重点论证老李主观明知证据不足，不构成犯罪。
检察院经审查后，对老李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老李被取保候审，之后案件在进一步侦查中，因证据不足被撤销。老李出来后，再也不敢帮人送密封的文件袋了。他后来跟我说：“辛律师，帮朋友送了个文件袋，差点送出重罪来。以后不管谁让我送东西，先问清楚是什么。”
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辩护的核心路径总结
这三个案子各有各的情况，但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辩护的核心路径是共通的。第一，“主观明知”是罪与非罪的核心。不知道是伪造、变造的金融票证、被老板或朋友蒙骗、没有打开过文件袋的，要敢于主张不构成犯罪。第二，从犯认定是被雇人员的有效辩护方向。提交材料、填写票证、传递文件，不参与伪造决策、不参与票证使用、不参与利益分配的人，要争取从犯认定。第三，“是否实际使用、是否造成损失”是量刑的重要依据。没有实际使用、没有造成金融机构损失的，可以从宽。第四，认罪认罚、初犯、被蒙骗参与，是从宽的重要砝码。
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立法本意，是维护金融管理秩序，保障金融票证的真实性和信用，打击伪造、变造汇票、本票、支票、银行存单、信用证、信用卡等金融票证的行为。但司法实践中，也要注意区分“伪造变造组织者”和“被雇人员”、“明知故犯”和“被蒙骗参与”、“主犯”和“从犯”。律师的价值，就是帮司法人员把这些界限划清楚，让处罚与行为相适应。
我是辛鑫，在辽阳做刑事辩护和合同纠纷十多年了。遇到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案子，拿不准怎么办，可以来问我。别自己硬扛，早点找专业的人给你拿个主意。
辛鑫律师
辽宁文正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法学硕士，执业多年，刑事辩护实战经验丰富
持有A类法律职业资格，可代理全国范围刑事案件及民事案件
